这个处处与主角作对的竞争对手。
现实中，在高强度的实习环境里，大家更多是疲于奔命，恶性竞争固然存在，但如此符号化的‘反派’，会削弱环境的真实质感。
我们更需要表现的，是那种无形的、源于自身条件和周围环境的巨大压力，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坏人’。”
莎拉·米勒想要解释：“王先生，这是为了……”
王盛抬手，温和但坚定地打断了她：“我明白，这是为了制造更明确的戏剧冲突。但这个故事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普通’。一个普通人，面对一连串看似普通却足以压垮生活的挫折，凭借不普通的毅力和智慧走出来。过多的戏剧化加工，反而会稀释这种力量。”
他继续指向另一处：“还有主角获得工作的方式。一次激情演讲固然好看，但不符合现实逻辑。
在那种顶级的金融公司，决定你去留的，是你在漫长、枯燥、高压的实习期间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你的勤奋、你的情商、你处理琐碎工作的能力、你永不放弃的韧性。
默默地坚持，在最后被叫进办公室，得到一句平静的‘明天接着穿衬衫来上班’，这种克制的情感爆发，远比一场演讲更有力量，更符合人物的性格和现实。”
王盛的语气始终平和，但每一句话都直指要害。
他不是在否定好莱坞的叙事技巧，而是在纠正其可能对故事核心真实性的伤害。
朱泳德在一旁听得若有所思，他逐渐明白了王盛坚持的要点——这不仅仅是一个励志故事，更是一个需要让观众，尤其是让逐渐成熟的中国市场观众信服的真实寓言。
罗伯特·盖勒身体微微前倾，露出了更感兴趣的神色：“王，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削弱一些‘戏剧性’，增强‘纪实性’？”
“可以这么理解。”王盛点头，“这部电影的成功，依赖于观众对主角处境的‘代入感’。
过于戏剧化的转折和脸谱化的人物，会打破这种代入感。我们需要让观众相信，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甚至，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或他们认识的人的故事。
那种在绝境中不熄的微弱火光，比刻意点燃的篝火更能触动人心。”
他顿了顿，补充道：“尤其是在情感处理上，东方式的含蓄和内敛，有时候比西方式的直接宣泄更有张力。
父亲与儿子在厕所里，父亲用脚顶着门，泪水无声滑落，儿子信任地睡在父亲怀里……这种无声的戏，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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