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协助管理仓库、物资登记造册、钱粮支出审计，并第一时间保管起了那几把象征性的钥匙。
他们带来的几个心腹随从，也被迅速安插进户房、仓房等关键岗位，几乎一夜之间，就架空了沈文渊对县衙具体事务的直接控制。
对于沈文渊之前定下的、得罪了不少乡绅富户的“低地租垦殖令”，二人表面满口应承：“大人仁政，下官必定全力推行！”
背地里却对前来打探消息、诉苦的赵东家、钱老爷等人暗示：“此乃沈县令一时权宜之计，或有商榷余地……”
“如今县衙来了新人，凡事都好商量嘛，总要兼顾各方难处……”，试图卖人情，拉拢地方势力，为自己谋利铺路。
郑主簿在“清点”仓库那点可怜的存粮和物资时，斤斤计较到了极点，账目做得密密麻麻、滴水不漏，显得极其“清廉负责”，却暗中在称量、发放时克扣分量，将省下的些许粮食偷偷倒卖给城内黑市粮商。
胡县丞则在处理文书、受理诉讼时，对那些有求于他的乡民或底层胥吏，暗示索要“润笔费”、“辛苦钱”、“茶水钱”，雁过拔毛。
二人见韩彦年轻有为且背景不俗，便试图进行拉拢。
胡县丞私下找到韩彦，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韩县尉年轻有为，文武双全，何必跟着沈县令一条道走到黑？他这般行事，得罪了多少人？如今这局势，风云变幻，得多为自己打算啊。”
郑主簿则更直接地暗示：“韩县尉掌兵，实权在握；我等掌钱粮文书，亦是要害。若我等同心协力，互通有无，这长兴县何事不可为？何必事事听命于那位不通庶务的县令？”他们企图将韩彦拉入他们的利益小团体，共同架空沈文渊。
胡、郑二人的到来，非但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帮助，反而像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本就稀薄的粥，使长兴县本就复杂脆弱的局面更加混乱不堪。
政令开始出现矛盾，乡绅们观望犹豫，垦殖令的推行遇到了阻力。底层胥吏和百姓无所适从，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县衙内原本被韩彦整顿好的风气，又因为胡、郑及其亲随的作为而变得微妙起来，人心再次浮动。
沈文渊感到前所未有的掣肘。他每一个利民的决策，到了胡、郑那里，要么被拖延，要么被打折扣执行，要么就被添加上利于他们自己的私货。他大部分精力不得不耗费在与这两位佐官的周旋和内斗上。
韩彦对胡、郑的拉拢嗤之以鼻，明确表态：“下官唯沈县令马首是瞻，职责所在，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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