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张启明是第三个汇报的，他提前准备了 20 页 PPT，练了不下十遍，可站在讲台上时，手心还是直冒汗。
“你的项目和 XX 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 一位评委直接指出，“他们要的是生产线实时监控系统，你做的是故障预警，虽然相关，但针对性不够。” 张启明赶紧解释：“我们可以在预警模型里加入实时数据接口，只要企业提供生产线数据，就能实现实时监控。” 可另一位评委摇了摇头：“你没有和这家企业合作过，怎么保证他们愿意提供数据？风险太大了。”
最后，三个指标分给了两位资深教授和一个有企业合作基础的团队。张启明走出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冷风一吹，他才发现自己的衬衫后背全湿了。回到家，妻子见他脸色不好，没敢问，只是把温好的饭端到他面前。他扒了两口饭，突然想起自己这个月的绩效，因为上个月有个横向项目的经费没到账，科研工作量差了 5 分，绩效被扣了 1200 块，而房贷每个月要还 4800，孩子的奶粉钱还要 2000。“再熬熬，等国青基结果出来就好了。” 他安慰自己，可心里却没底。
就在张启明为项目申报熬夜时，我也刚从省科技厅高新处回来。晚上八点多，我坐在办公室里，揉着发胀的太阳穴，桌上摊着一叠申报指标表。作为科技处项目管理科的科长，我的 “战场” 不在教研室，而在政府部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 “桥梁” 上。每年年初，我就要开始 “跑资源”—— 去科技部、科技厅、工信厅、市科技局等部门打听申报信息，争取更多的指标；申报季时，要陪老师去企业 “站台”，帮他们对接需求；还要组织校内 PK 预审会，筛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
“陈科长，明年‘人工智能专项’的指标能多给我们学校一个不？” 下午在省科技厅，我跟高新处的王处长磨了半天。王处长笑着说：“你们学校今年的中标率已经很高了，再要指标，其他学校该有意见了。”我赶紧递上一份材料：“您看，我们学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引进了三位长江学者，还有五个团队在做相关研究，实力比去年强多了，多给一个指标，说不定能多出一个国家级项目呢。” 王处长翻了翻材料，没立刻答应：“我再看看，下周给你答复。”
从科技厅出来，我又去了一家汽车制造企业，机械学院的陈教授有个 “汽车零部件智能检测” 项目，想和这家企业合作申报横向项目。陈教授技术过硬，但不擅长和企业打交道，上次谈的时候，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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