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的盘山公路，还浸在浓得化不开的晨雾里。中巴车的前灯像两束微弱的光，在雾中艰难地撕开一条通路，车轮碾过路面的坑洼，发出“哐当哐当”的闷响，车身上的铁锈随着颠簸簌簌往下掉。雷杰坐在靠窗的位置，手肘撑在窗沿上，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蒙着一层薄灰的玻璃——玻璃上有一道裂痕，是上周拉货的卡车变道时蹭到的，司机没修，只在裂痕上贴了块透明胶带，风一吹，胶带边角就往上卷，像只展翅的灰蝴蝶。
老周坐在他旁边，双手紧紧攥着膝盖上的帆布包，包角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的棉线。他的喉结不停上下滚动，每隔几分钟就会侧头看向窗外，眼神里满是不安，连说话都带着颤音：“雷书记，您……您确定不用跟镇里说一声？万一……万一出事了，也好有个照应。”
雷杰转过头，看着老周鬓角的白发——才五十出头的人，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没洗干净的煤灰。他拍了拍老周的手背，语气尽量温和：“不用，人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你之前说，找泥鳅的事，托了三层关系？”
“可不是嘛！”老周叹了口气，声音压得更低，生怕前排的乘客听见，“先是找了我表亲，他在县城的建筑工地打工，认识泥鳅的远房侄子；然后让他侄子传话，泥鳅一开始说啥都不肯见，说‘见了面就是送死’；后来我又让表亲带话，说您是真心想查刘富贵，不是为了应付差事，还把王老五遗孀的情况跟他说了，他才松口，说可以见一面，但规矩特别多。”
雷杰点点头，心里清楚，泥鳅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之前老周就说过，去年有个记者想找泥鳅了解兴盛矿的情况，结果还没见到人，就被几个黑衣人堵在巷子里，打断了两根肋骨，再也不敢来风岭镇了。
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又颠簸了四十分钟，终于在县城郊外的一个岔路口停下。这里离主干道有两公里远，路边立着一块废弃的路牌，上面的“公路养护站”几个字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依稀的轮廓。
“到了，雷书记。”老周推了推雷杰的胳膊，指了指岔路口往里走的小路，“泥鳅说，让您沿着这条小路走五百米，就能看到养护站的小楼。他还说，只准您一个人去，我得在这等着，万一有情况，也好给您报信。”
雷杰站起身，理了理身上的夹克——还是那件旧工装，只是今天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内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对讲机，塞进老周手里：“这个你拿着，调到频道三，要是看到有陌生车辆过来，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我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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