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写了王勃南下探父的孝行，写了他“思革其弊”的文学理想，写了他“下笔成章，千言立就”的才华。每一个字，都浸着眼泪。
再后来，杨炯因为堂弟参与徐敬业反武兵变，被牵连贬官。走在被贬的路上，他看着窗外的风景，懂了王勃当年写“同是宦游人”的心情。他摸出怀里的《王勃集》，翻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页，轻声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风从车窗里吹进来，带着尘土的味道。他知道，王勃虽然走了，但他们一起推动的文学革新，还在继续；他们的友谊，会像这诗句一样，永远留在初唐的文坛里。
千年后的回响
杨炯晚年回到长安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坐在窗前，翻着王勃的诗稿，旁边还放着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
有人问他：“您觉得，当年你们几个，真的改变了文坛吗？”
杨炯笑着点头，指了指桌上的诗稿：“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写的诗，不再是只写宫廷里的花花草草了。他们写塞漠，写江河，写百姓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当年想做的事。”
他没说的是，多年后，有个叫杜甫的诗人，写了首《戏为六绝句》，里面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评价，比任何赞誉都让他欣慰。
初唐四杰，四个命运坎坷的文人，却用自己的笔，把诗歌从宫廷的狭小天地，引向了江山塞漠的广阔世界。王勃的雄浑、杨炯的刚健、卢照邻的铺陈、骆宾王的激昂，共同奠定了盛唐诗歌的基础。
而王勃与杨炯的友谊，就像这初唐文坛里最亮的一束光——从十岁宴上的遥遥一瞥，到春日茶舍的惺惺相惜，再到生死相隔的痛惜，他们用才华和真心，演绎了一场“知己难遇，千古同钦”的佳话。
窗外的海棠开得正好，像极了662年那场升平宴上的模样。
杨炯拿起笔，在王勃的诗稿上轻轻题了一句：“青史留名，不负少年时。”
这，大概就是对他们半生知己路，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