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被贬——他们一个个都有才华，都想为国效力，到头来，却都不容于权贵，落得个命运多舛的下场。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有天晚上，杨炯坐在县衙里，喝着闷酒，对着窗外的月亮，喃喃自语，“我们只想写点真东西，只想为百姓做点事，为什么就这么难？”
公元695年，杨炯在盈川任上去世，年仅四十三岁。临死前，他把《王勃集》和四杰的诗稿放在一起，嘱咐下属：“把这些东西好好保存，别让它们丢了。我们虽然走了，但这些诗，这些想法，要传下去。”
杨炯死后，初唐四杰的故事，渐渐成了长安城里的传说。有人说他们是“狂士”，不懂官场规矩；有人说他们是“天才”，可惜生不逢时；还有人说他们的诗“太硬”，不如宫廷诗温柔。
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的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了千古绝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个读书人都能背；
杨炯的《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成了边塞诗的开端；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让人们看到了长安的繁华与暗流；
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让人们记住了那个敢骂武则天的老人。
多年后，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写下：“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嘲笑四杰的人，早已被人遗忘，四杰的诗，却像江河一样，永远流淌。
当我们读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读起“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读起“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读起“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我们想起的，不只是四首诗，更是四个命运坎坷却始终坚守理想的文人。
他们或许没有高官厚禄，或许没有长寿善终，可他们用自己的笔，为初唐文坛点亮了一束光；用自己的命，写了一首属于寒士的悲歌。
就像杨炯在《王勃集序》里写的那样：“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们或许没能彻底改变那个时代，可他们的精神，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