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个大概意思。每天天不亮，他就起来背书，在院子里找个石头当桌子，借着晨光读；晚上母亲点着油灯做针线，他就坐在旁边写作业，油灯芯子拨得细细的，怕费油，直到母亲催他睡觉，他才舍得放下书。
13岁那年，他又捡起了小时候翻过的《孙子兵法》。这次不是“看热闹”，是真的“啃”——他把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抄下来，旁边写满批注，比如“这句话讲的是知己知彼，要是将军不懂这个，肯定打败仗”；他还会结合爷爷《通典》里讲的历史，琢磨“哪场战争用了这个战术，结果怎么样”。有次母亲看到他写的批注，忍不住哭了：“你爹要是知道你这么用功，肯定高兴。”
到了16岁，杜牧更是厉害，居然能写策论了。策论可不是随便写的小作文，是给朝廷提建议的文章，得懂政治、懂历史，还得有见解。他写的策论，比如《阿房宫赋》的初稿（后来又修改过），里面骂秦始皇大兴土木、不顾百姓死活，还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不光有文采，还戳中了唐朝当时的问题——那时候唐敬宗也爱盖宫殿，杜牧这是在借古讽今。
有人说他“天赋高”，可只有他知道，哪有什么天赋，都是逼出来的。家道中落没让他消沉，反而让他把爷爷留下的“家学”捡得更紧了——爷爷教他“读书要懂道理”，他就把道理写进策论里；家里的书教他“要为百姓着想”，他就在文章里替百姓说话。
就这么着，杜牧在“苦日子”里，把自己熬成了“学霸”。他没辜负爷爷的期望，也没辜负母亲的辛苦，更没辜负那些陪伴他的书。
家学的底气：不是会背多少书，是心里有“大格局”
聊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杜牧的“家学”，不就是爷爷厉害、家里书多吗？为啥说这对他影响这么大？
其实不然。真正的“家学”，不是会背多少书，也不是能写多少诗，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大格局”——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知道一个人该对国家、对百姓负什么责任。
杜佑没教杜牧“怎么当官发财”，教他“当官要为百姓”；家里的书没教杜牧“怎么投机取巧”，教他“要懂历史、明事理”；家道中落没让他变得“自私自利”，反而让他更明白“普通人的苦，得有人替他们说出来”。
这种“格局”，后来全藏在了杜牧的诗和文章里。他写“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不是在骂商女，是在骂那些不管国家安危、只顾享乐的官员；他写“一骑红尘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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