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想到，那个年轻时敢跟皇帝叫板、在江南挽裤腿治水的白居易，老了会变成洛阳城里一个爱喝酒、爱写诗、爱跟老朋友唠嗑的“老顽童”？
58岁那年，他拖着一身官场疲惫退居洛阳，没再管朝堂的是非，也没再想“兼济天下”的大事，反而把日子过成了诗——修香山寺给百姓遮风挡雨，拉着七个老头组“九老会”喝酒唱和，跟刘禹锡对着龙门石窟互赠诗句，连“绿蚁新醅酒”这样的家常事，都能写出让人暖到心里的味道。
他晚年的诗里没有了当年的锋芒，却多了份看透世事的从容；没有了“天涯沦落人”的委屈，却多了份“半江瑟瑟半江红”的通透。
58岁辞官：折腾大半辈子，终于想为自己活几天
公元832年，长安城里的春风还没吹透，58岁的白居易就递了辞职信。那会儿他官至刑部侍郎，正三品，放在现在是副部长级别的官，多少人熬一辈子都够不着，可他却铁了心要走。
身边人都劝他：“白大人，再熬几年就能安享晚年了，现在走多可惜啊！”白居易却笑着摇头：“我这辈子，从长安谏官到江州司马，再到杭州、苏州治水，折腾了大半辈子，现在身子骨不行了，眼睛也花了，再占着官位不干活，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自己。”
其实他辞官，不只是因为身体——早年被贬江州的委屈，朝堂上没完没了的党争，还有江南治水时见过的百姓苦，磨掉了他对官场的执念。他在给刘禹锡的信里写：“以前总想着要干大事，要帮天下人，现在才明白，人这一辈子，能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能让身边人开心，就够了。”
辞官那天，他没惊动任何人，只跟几个老部下简单告了别，就带着家人悄悄离开了长安。马车驶出城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待了半辈子的城，没有不舍，反而松了口气——终于不用再天天看官员的脸色，不用再写那些要斟酌半天的奏折，不用再为了百姓的事跟人争得面红耳赤。
到了洛阳，他没选繁华的市中心，反而在城南买了个小院子。院子不大，却收拾得干净：门口种了两棵老槐树，夏天能遮阴凉；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茄子、黄瓜、西红柿；堂屋摆着一张旧木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他自己写的诗稿；后院还有个小酒窖，专门用来存自己酿的米酒。
刚住下没几天，邻居就发现，这个新来的“白侍郎”跟别的大官不一样——他不摆架子，早上会跟卖豆腐的打招呼，下午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跟老太太唠嗑，晚上还会提着水桶去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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