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光宗耀祖！你们是革命的骨干，是未来中国新军队的种子！我们的军队，要有主义的军队，要明白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
他谈到军队的政治工作，谈到军民关系，谈到革命理想与军人天职的统一。“我们要建设的，是一支懂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武装！每一个军官，不仅要懂得军事，更要懂得政治，要能做士兵和群众的工作！”
谢文渊听得入了神。他想起古书里“岳家军”、“戚家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但那更多是依赖于将领个人的品德。而周主任所描述的，是一种制度化的、根植于全新主义的军民关系和政治工作体系。这完全颠覆了他对“军队”的认知。他不再是那个仅仅为了复仇或者寻求一条生路而拿起枪的谢文渊，他开始思考，自己手中的枪，究竟应该指向何方，又应该守护什么。
课堂之外，思想的碰撞同样激烈。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各异，对时局、对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休息时间，常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学生聚在一起，激烈地争论着。
“我认为，唯有彻底铲除封建余孽，实行激进的土地革命，才能唤醒工农！”
“不然！当前首要之敌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开明士绅！”
“三民主义是根本，工产主义亦有其可取之处，关键在于如何结合中国实际……”
谢文渊大多时候是沉默的倾听者。他的理论基础薄弱，无法参与那些引经据典、主义纷争的辩论。但他会把听到的、思考的，与自己切身的经历一一对照。他想起了吴家地主吴满囤的贪婪与残忍，想起了那些被沉重租税压弯了腰的佃农，想起了母亲病重时无钱医治的绝望……“扶助农工”、“平均地权”，这些原本抽象的口号，在他心中渐渐有了血肉，变成了具体而迫切的诉求。
一天夜里，同队一个来自湖南、平时较为活跃的同学王启明（化名），悄悄塞给他一本薄薄的、封面粗糙的小册子，低声道：“文渊，看看这个，小心些。”
谢文渊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清了封面上的字——《马列宣言》（早期节选本）。他的心猛地一跳，像捧着一块火炭。他偷偷藏好，在之后几次夜间站岗或难得的独处时间，如饥似渴地、带着一种隐秘的激动阅读起来。“一个幽灵，工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那犀利而充满力量的文字，那对旧世界毫不留情的批判，那对未来社会的宏伟构想，如同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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