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他想起那个百分比：成品率百分之九十二。这意味着，每生产一百个阀体，能多出十七个合格品。按每个阀体材料成本三十元算，一个月生产五千个，就能节约两万五千五百元。
一年，就是三十万。足够建那条检测线，还有富余。
他走回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父亲那本笔记本。翻到最新的那页——他上次写下记录的地方。拿起笔，在下面添了一行：
“1983年5月7日，北京计算机仿真优化铸造工艺，首批阀体成品率92%。经验数据与科学计算结合，军民技术开始流动。父亲，您说的‘更精良之工具’，正在让这座山里的工厂，长出新的翅膀。”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但没有放回抽屉。而是拿着它，再次走向车间。
那里，改造后的示范线正在安装。新设备闪着油漆的亮光，老设备经过改造焕发新生，年轻的技术员们在调试计算机控制系统，老师傅们在传授操作要领。机床的轰鸣声、电弧焊的滋滋声、起重机的警报声，还有工人们大声交流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嘈杂，但充满生机。
谢继远站在车间门口，看着这一切。他手里那本泛黄的笔记本，在1983年武陵山春天的阳光下，安静地记录着又一段历史——一段关于数据如何跨越千里、连接两代人、改变一座工厂命运的历史。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谢望城刚刚结束了“长剑-7”优化方案的评审会。走出会议室时，他收到一封电报。电报很短：
“铸件成品率92%，检测线资金已解决。数据有重量，重于钢铁。父字。”
他把电报折好，和口袋里那张沾着油污的“701”数据纸放在一起。然后走向下一个实验室——那里，新的挑战已经在等待。
两座城市，两代人，两种任务。但在这个春天，他们通过无形的数据流，完成了一次完美的配合。就像交响乐团里不同的乐器，各自奏响自己的声部，却汇成了同一曲时代的强音。
而这首曲子，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