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的秋天来得爽利。长安街两旁的银杏树一夜之间黄透了，金灿灿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下像无数小扇子，风一过，簌簌地落，铺了满地金黄。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的窗户朝西，这时候斜阳正好射了过来，把新铺的暗红色地毯染成暖融融的橙红。
谢望城站在台湾厅门口，手里攥着烫金的请柬，手心微微出汗。请柬上的字是竖排繁体：“敬邀参加海峡两岸科学技术交流研讨会”。落款是两个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台湾科学技术***。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科技界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面。
他的身边站着父亲谢继远。老人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专程从武陵山带来的，袖口和领子洗得有些发白，但熨烫得笔挺。他的背挺得比平时更直，眼睛盯着厅门上方那块新挂的匾额——“台湾厅”三个字是行楷，黑底金字，在夕照里熠熠生辉。
“爸，时间快到了。”谢望城轻声提醒。
谢继远点点头，却没有动。他想起三十五年前，1951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参加全国工业战线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那时候他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不过是在东门外，仰头看着这座雄伟的建筑，心里想的是父亲谢文渊——如果父亲能看到新中国建起这样的大会堂，该有多好。
而今天，他要去的是台湾厅。一个在1986年春天刚刚装修完毕、专为两岸交流设立的厅。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刻，以什么方式，走进哪一个房间。
门开了。工作人员恭敬地侧身：“谢老、谢工，请进。”
厅很大，能容纳三百人，但今天只摆了五十张座位，呈半圆形围绕**台。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深色的木地板和墙上挂着的巨幅山水画上——画的是阿里山云海和长江水峡并列，是中央美院特意为这个厅创作的。空气里有新家具的油漆味，还有淡淡的菊花香——每个座位旁的小几上都摆着一盆白色的杭菊。
已经来了二三十人。有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有戴眼镜的中年学者，也有像谢望城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大家都很安静，互相点头致意，但很少交谈。气氛里有种小心翼翼的克制，像在试探水温。
谢望城扶着父亲找到座位——第三排靠走道，位置很好，能清楚看到**台。刚落座，就听到身后有人用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小声说：“这厅的音响效果不错，回声控制得好。”
他回头，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穿着深蓝色西装，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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