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朴素也不算寒酸，就是——不惹眼。像一个刻意不惹眼的人。
到了组织部办公室，小刘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先坐，说常巡视员今天正好回来办事，要亲自跟他谈话。郑远桥接过水杯，道了谢，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松了，一坐就陷下去。他坐得很直，腰板绷着，手里的杯子端得四平八稳，一点水都不晃。
过了大约一刻钟，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那脚步声不快，每一步之间的间隔都很均匀，像是一个把时间掐得很准的人。门推开，常军仁走进来。常军仁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白了一些，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不大，但很利，像两枚图钉，看谁就把谁钉在墙上。
郑远桥站起来：“常巡视员。”
常军仁看了他一眼，点了下头，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也不寒暄，开门见山：“知道为什么把你调到新城来吗？”
“知道。”
“说说。”
郑远桥顿了一下。这个停顿很短，短到一般人注意不到，但常军仁注意到了。一个人在被问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如果立刻就回答，要么是早有准备，要么是没说实话。而郑远桥这个停顿，是在判断——判断这个问题该用几分真话来回答。
“因为新城需要懂规划的人。”郑远桥说。
“就这个？”
“也因为——”郑远桥的声音很平，像是在汇报一个跟自己无关的项目，“我是郑达胥的儿子。新城有些人，想用老书记的牌子压我。常巡视员把我放进来，是用我这块石头，去试那条河。”
常军仁盯着他看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麻雀都叫了两轮。
“你知道是去试河还来？”
“试河也比在岸上站着强。”郑远桥说，“我在岸上站了十年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常军仁听出来了。那不是抱怨，是陈述。十年，三个县，每一次提拔都比别人多等一轮，每一次调动都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是郑达胥的儿子。”这句话像一块石头，从他踏进官场的第一天就压在背上。他不是没想过离开这个系统，但他没走。不走，不是因为舍不得，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能做事。
常军仁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低声说道：“这是你父亲当年留下的。他不知道我留了一份。你看看。”
郑远桥接过信封，抽出来一看，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是他父亲的字迹。字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间写的。只写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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