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里安静了很长一阵。窗外的风忽然停了，那几片被卷到窗台上的梧桐叶也终于落了地。深秋的下午，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韦伯仁站着没动。他的额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最后他咬了咬牙，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买家峻桌上。
“这是‘云顶阁’的暗账。”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墙壁听到，“我抄了一年，每个月的流水，每个房间的预订记录，每个特殊客人的消费明细。解迎宾每个月至少去三次，每次都是十楼的‘云’字包间，从不走大堂，直接从地下车库坐专梯。陪他的人——”
他咽了口唾沫。
“陪他的人，有沪杭新城的官员，有银行的行长，还有省里来的人。名单都在里面。”
买家峻没有立刻去拿那个信封。他只是看着韦伯仁，看了很久。那眼神里有东西——不是威逼利诱之后的得意，也不是大获全胜的满足。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看到一个迷了路的人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方向，又像是看到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犹豫了许久终于跳了过去。
“伯仁，你知道这份东西交出来意味着什么？”
“知道。”韦伯仁的声音有点哑，“意味着我从此跟解家一刀两断，意味着我可能吃官司，也可能被他们反咬一口。更意味着——”他抬起头，眼里有血丝，“更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买家峻站起来，绕过办公桌，拍了拍韦伯仁的肩膀。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什么大义凛然的话。只是拍了两下，很用力。
这两个字，比什么话都有分量。
韦伯仁走后，买家峻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他打开牛皮纸信封，一页一页地看。纸上的字密密麻麻，墨迹深浅不一，看得出来是分很多次抄完的。有的地方沾了水渍，字迹洇开了一小片——也许是汗，也许是泪。
他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那张纸上写的不是账目，是一段话。笔迹比前面的都要潦草，像是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匆匆写就的——
“我韦伯仁，在沪杭新城工作七年，替解家做事五年。这五年里，我亲眼看着他们把安置房的钱挪去盖别墅，把群众的救命钱变成酒桌上的茅台。我说过不，他们笑我天真。我动摇过，他们给我开了五十万的卡。我收了。我花了一部分，剩下的还在卡里，一分不少。今天我把这些都交出来，不是因为我觉悟高了，是因为我怕了。怕他们，更怕自己变成他们。”
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