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诸多不足与局限。
他的语气始终平稳，像一个尽职的会计师在盘点账目，有功记功，有过记过。
然而，当讲完这五个方面，孙主任合上教案，摘下眼镜，缓缓擦拭着镜片，教室里却陷入了一种异样的沉默。
这些成就，桩桩件件，听来都值得称道。
可当这些“成就”与早上那条被封锁的东长安街、与城外华北平原上越来越频繁的日军演习、与报纸上连篇累牍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屈辱外交的消息并列时，总让人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蚤子。
“先生。”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
是马文冲。
他站起身，脸色因为激动而有些发红，“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
“讲。”
孙主任重新戴上眼镜，看向他。
“先生方才所言建设成就，学生谨记。然而，”
马文冲吸了口气，声音提高了一些，“然而如今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局势危若累卵。
我们在东长安街上，连正常行走之自由皆无。
此时此刻，大讲铁路修了多少里，纱厂开了多少间，大学建了几所……这、这于国事何益？
于民心何补？
学生愚钝，实在困惑！”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在教室里激起波澜。
许多学生抬起头，眼中露出同样的疑问。
就连一向有些玩世不恭的余章波，也收敛了表情，看向孙主任。
孙主任静静地看着马文冲，脸上没有被打断的不悦，反而露出一丝近乎疲惫的理解。
他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回答马文冲的问题，而是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秋日澄澈的天空，缓缓开口：
“沈同学此问，可谓直指核心。
是啊，大厦将倾，谈窗上雕花有几处精美，似乎迂阔，甚或可笑。”
他转过身，走回讲台前，双手撑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而困惑的脸。
“那我问你们，今日我讲这些，目的何在？
是让你们沾沾自喜，以为民国二十二年，已有偌大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非也。”
他自问自答，声音陡然变得沉痛，“恰恰相反。
我讲这些，是想告诉你们，这二十二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