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
“民主，科学。”
刘先生重复了一遍，手指轻轻叩着讲台，“这便是新文明运动高举的两面大旗，亦是无数先觉者认为，救治吾国吾民沉疴之良药。
何以故？
因吾国积弱，受制于列强，内政的腐朽，民智未开。
究其根源，陈独秀、胡适之、鲁迅诸先生以为，在于专制之毒太深，礼教之缚太重，迷信之害太广。
故需德先生，以破专制，立共和，还政于民，人人得享自由平等之权利。
需赛先生，以破迷信，启民智，讲求实证，以理性与知识，探寻富强之道。”
他顿了顿，看着台下或兴奋、或困惑、或沉思的面孔：
“这便是新文学运动之精神内核。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其目的，非仅为文章形式之变，实为思想观念之革命。
要革除那‘吃人’的礼教，要打破那‘瞒和骗’的大泽，要唤醒铁屋中沉睡的人们！”
刘先生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混合着激情与痛苦的感染力。
他引用了鲁迅《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的呼喊，引用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须言之有物”的主张，也提到了《新青年》上那些如今看来依然惊世骇俗的讨论：妇女解放、家庭革命、个人独立、社会改造……
林怀安听得心潮起伏。
这些名词，这些思想，像一道道闪电，劈开了他原本有些朦胧的认识。
民主，科学，白话文，新道德……它们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与他个人的困惑和求索紧密相连的活的东西。
他想起了温泉村的凋敝，想起了李先生“工业救国”的疾呼，想起了孙主任对“文明”与“战争”的剖析。
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正对应着“文明”中制度与知识的两翼吗？
没有民主的制度，科学或许只能成为少数人牟利或强权的工具；没有科学的精神，民主也可能沦为混乱与盲从。
两者结合，或许才是国家自新、民族自强的正途？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了。
是坐在前排的余章波。
他举起了手，脸上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