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北京，香山的红叶正盛，我却无暇欣赏。手里紧握着刚打印好的项目申请书，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今天，是“梦境引导疗法”项目参加国家级科研基金评审的日子。
“深呼吸，小今。”弗洛伊德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这少数人要经历无数质疑。”
我点点头，推开会议室的门。长桌旁坐着五位评审专家，他们的表情各异，但都带着审视的目光。李教授坐在末尾，对我投来鼓励的眼神。
项目汇报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我展示了DEEM模型的进阶版本，演示了方舟设计的实时监测系统，甚至播放了一段原园从非洲发来的视频——当地心理医生对我们设想的热切期待。
然而，当进入提问环节时，气氛骤然改变。
“林同学，”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推了推眼镜，“你的研究听起来很美好，但本质上是在试图‘编辑’人的梦境。这触及了伦理的底线。”
另一位年轻些的评审接着说：“从技术角度看，你的干预方案太理想化了。在REM睡眠期进行声音干预？你怎么确保不会破坏正常的睡眠结构？”
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一位认知神经科学家：“你引用了太多弗洛伊德的理论。要知道，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很多精神分析的概念缺乏科学依据。”
每个问题都像一记重锤。我努力保持着镇定，逐一回应：
“关于伦理问题，我们设计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所有干预都需经过受试者知情同意......”
“技术层面，我们已经在小样本预实验中证明了可行性......”
“至于理论基础，我们不仅借鉴弗洛伊德，更融合了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
但我能感觉到，评审们的眼神依然充满怀疑。
结果在三天后公布：项目未通过评审。评审意见书上写着：“创新性不足，可行性存疑，伦理风险较高。”
那天下午，实验室里气氛凝重。陈浩一拳砸在桌子上：“他们根本就没看懂我们的研究！”
方舟相对冷静：“在工程领域，颠覆性的想法最初被否定是常态。”
最让我感动的是原园。她从非洲打来视频电话：“别灰心！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合作机构，他们说即使没有国家基金也愿意支持我们的研究。”
李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杯茶：“知道爱迪生发明电灯前失败了多少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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