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哈佛园，丁香花开得正盛。我坐在威廉·詹姆斯楼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厚厚一叠简历。自从“林-弗模型”发表后，实验室收到的加入申请如雪片般飞来。
“这个人背景不错，”方舟指着其中一份简历，“MIT计算神经科学博士，还在谷歌大脑做过实习。”
我仔细阅读着申请材料，心里却在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要组建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
弗洛伊德老师飘在书架旁，若有所思地观察着这一切。“在我的时代，研究是孤独者的追求，”他评论道，“而现在，科学已经变成了团队协作的艺术。”
第一次团队招募面试令人难忘。来自斯坦福的艾米莉自信满满地展示她的研究成果，来自剑桥的 Raj则用严谨的数据分析打动我们，而东京大学的田中秀树带来了跨文化研究的独特视角。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北师大的一位申请者——苏晴，我曾经指导过的本科生。她在申请信中写道：“我想把老师的研究带回中国，造福更多患者。”
面试结束时，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每个申请者都很优秀，但实验室的容量有限。
“我们需要多样性，”在招聘委员会上，我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专业背景的多样，还有文化视角的多样。”
最终，我们选择了七位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员：计算背景的艾米莉，临床方向的 Raj，跨文化研究的田中，还有苏晴作为与中国实验室的联络人。
团队成立的第一天，我在实验室的白板上写下了我们的愿景：
用科学理解心灵
用技术治愈创伤
用创新推动变革
然而，团队融合的挑战很快显现。第一次组会上，来自工程背景的艾米莉和临床背景的 Raj就发生了激烈争论。
“这个算法在理论上很完美，”艾米莉坚持道，“但临床可行性太差。”
Raj反驳：“如果只考虑可行性，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突破。”
会议不欢而散。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思考解决方案。弗洛伊德老师静静地出现在房间里。
“很有趣的冲突，”他说，“就像我当年与实验室心理学家的争论。他们追求可测量的数据，我追求深层的理解。”
第二天，我重新组织了会议。这次，我让每个人先分享自己选择这个领域的故事。
艾米莉谈到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祖母，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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