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喜，不得强征”，实际执行中，地方官为表政绩，讨好上方，摊派强征之事，依然屡见不鲜。李瑾无奈，只能在政事堂尽力协调，在工程物料调配、工匠征集等方面，尽量减少对正常农业生产和边镇供应的干扰。
更让李瑾忧虑的，是佛教势力借此机会急剧膨胀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量田产、财富以“供养”、“捐施”的名义流入寺院，导致寺院经济过度扩张，与国争利，甚至可能出现“十分天下之财，佛有七八”的局面（此为他心中忧虑，尚未成现实）。一些僧侣凭借与宫廷的密切关系，开始干预地方事务，甚至插手诉讼，以“佛法”凌驾于国法之上。虽然目前尚不明显，但苗头已现。此外，民间青壮年为逃避赋役，大量“出家为僧”，也影响了国家户籍和兵源。李瑾曾向武则天提及这些隐忧，建议加强对僧尼户籍的管理，限制寺院田产的过度扩张，规范僧侣行为。武则天对此表示“知道了，容后再议”，但并未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在她看来，目前利用佛教巩固权力是第一要务，些许弊端，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这一日，李瑾在政事堂处理公务，见到一份来自剑南道的奏报，言及当地一富商，为求“功德”，将大半家产捐给某寺，其子不满，引发诉讼，地方官碍于该寺乃“敕建”，且有高僧与洛阳“有旧”，难以决断，请朝廷示下。李瑾看罢，眉头紧锁，提笔批复，要求地方官“秉公处置，依《唐律》断案，寺院不得干预词讼，僧侣犯法，与民同罪”，并命刑部下文重申此律。
放下笔，他走到窗前，望着宫城方向。那里，为修建“大周东寺”而征调的巨大木石，正通过洛水源源不断地运来，工地上人声鼎沸。更远处，隐约传来大慈恩寺悠扬的钟声。
他知道，武则天对佛教的推崇，已不仅仅是个人信仰或政治工具，更成为一种日益强烈的精神寄托和权力象征。她正在用金箔、檀香和浩大的工程，为自己铸造一顶闪耀着佛光的冠冕。这顶冠冕，暂时掩盖了儒家经典“牝鸡司晨”的诅咒，为她提供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合法性，但也正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帝国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结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佛光普照，亦能蔽日。” 李瑾心中默念。他支持稳定，支持武则天巩固权力以维持朝廷的平稳运行，但他始终对任何可能过度消耗国力、扭曲社会正常运转的狂热保持警惕。无论是儒家的“正名”，还是佛教的“神化”，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治国理政、富国强兵上来。他必须在这股崇佛的热潮中，努力稳住帝国的航船，确保它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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