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顶端，掌控技术和武力；合作的倭人豪族作为中间阶层，负责具体管理和镇压；最底层的，则是无数被强制征发、在恶劣条件下劳作至死的倭国平民、囚徒、奴隶。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甘心接受。在一些偏远矿区，也曾爆发过小规模的劳役暴动或当地豪族煽动的袭击。但在唐军精锐小队和“霹雳火器”（小规模战斗中使用的手掷雷和火枪）的镇压下，这些反抗如同投入火把的雪花，瞬间消融。参与者被残酷处决，其家族被连坐，土地被没收，人口被贬为官奴，发往更艰苦的矿场。血腥的镇压，让反抗的成本变得极高，渐渐地，公开的抵抗越来越少，转为暗地里的消极怠工或零星逃亡。
掠夺是系统而高效的，但李瑾的眼光，并未仅仅停留在掠夺上。在一次与矿监司主事崔器的谈话中，他提到了更长远的方向。
“金银虽好，然终有采尽之日。且长途转运，耗费亦巨。” 李瑾指着地图上标注的矿点，“汝等在开采之余，需留意记录矿脉走向、矿石种类、伴生之物。倭国多山，除金银外，铜、铁、铅、硫磺等，亦不可忽视。尤其硫磺，乃火药必备之材，需寻稳定矿源，加大开采。可尝试在倭地就地建立一些工匠坊，利用其木炭、水力，将部分矿石粗炼，再运回大唐，以省运力。”
“此外，” 李瑾沉吟道，“倭人之中，若有心灵手巧、肯学肯干之矿工、匠人，可稍加笼络，传授其一些粗浅技艺，以为我用。未来，或可于倭地设‘匠作所’，专司兵器修缮、农具打造乃至船舶维护，使其能稍稍自给，减轻我大唐负担。然核心技艺，如精炼、火药配制、军器制造，绝不可外泄。”
崔器心领神会：“大帅高瞻远瞩。下官明白，既要取其利，亦要逐步使其能为大唐所用，成为海外之一臂助，而非纯粹之负累。”
掠夺，是为了滋养母国；而有限的、可控的技术转移和本地化生产，则是为了降低统治成本，并逐渐将倭国经济捆绑在大唐的战车上，使其难以脱离。这远比单纯的杀鸡取卵更为高明，也更具可持续性。
当第一批满载银锭的运输船，在唐军战舰的护航下，离开难波津，驶向茫茫大海，驶向登州，驶向洛阳时，它们运载的不仅仅是贵金属，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跨海征伐倭国，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场利润空前丰厚的投资。倭国地下的财富，正通过唐军建立的体系，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唐，充实着帝国的国库，也为李瑾和武媚娘心中那个更宏大的蓝图——走向更广阔海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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