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清，“重点可从几处着手，循序渐进。”
“其一，祭祀之礼。 祭天、祭地、祭祖，乃国之大祀。皇帝主祭，天经地义。然，可于祭祀仪式中，增设‘亚献’、‘终献’之位，明确由‘天后’行亚献之礼， 或于祭祀前、后的‘告谢’、‘祈福’环节， 由天后单独或与皇帝共同主持。此可体现‘乾坤并重，阴阳协和’ 之意。同时，可提高先太后（武则天母亲杨氏，已追封）及武氏先祖在皇家祭祀中的规格与频率， 以示孝道，亦暗彰母系之荣。”
“其二，朝会、册命之仪。 大朝会时，可增设凤座（或日月座）于御座之侧稍前， 天后与皇帝同受朝贺。 发布制敕、册命太子、亲王、大臣时，可明确由皇帝与天后‘共同用宝’（盖印），或分别用‘皇帝之宝’与‘天后之宝’。 此在日常政务中，已是事实，现只需在礼制上予以确认、规范化。”
“其三，舆服、仪仗、宫阙之名。 可酌情调整天后銮驾、服饰的规格、纹饰，使其在庄重华美上不逊于皇帝， 但又有区别（如更多凤纹、日月纹）。洛阳宫城、上阳宫内重要殿阁，可赐予新的、体现‘日月同辉’、‘文治教化’之意的名称， 并勒石铭记，与皇帝所居殿阁形成呼应。”
“其四，尊号与谥法。 可为阿武上新的、更加尊崇的尊号， 不仅限于‘天后’，可加入‘圣神’、‘文武’、‘大圣’ 等彰显功德的字眼。同时，可着手修订、完善本朝后妃、命妇的谥法制度， 提高杰出女性身后的哀荣，从侧面提升女性地位。”
“其五，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李瑾目光深邃，“需为这些礼制革新，寻找坚实的思想与经典依据。 可命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的饱学之士，从《周易》（如‘阴阳’、‘乾坤’）、《尚书》（如‘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反向诠释）、《礼记》（强调‘时’与‘变’）、乃至佛教《大云经》等经典中， 挖掘、阐发‘女主当国’、‘阴阳调和’、‘圣母临人’ 的合理性与祥瑞性，编纂成书，广为宣讲。尤其要善用‘三教同风堂’的教化网络， 将这些新的礼制观念，与‘万年策’中的文治教化相结合，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这一整套方案，既大胆又审慎，既有原则性突破，又有策略性妥协，既触及核心，又预留缓冲。它不是在否定皇权，而是在重塑一个皇帝与天后“二元一体，分工协作，共同代表天命” 的新型最高权力象征体系。尤其最后一点，从思想根源上为之正名，是能否成功的关键。
武则天听完，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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