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可观望。江南那些商贾之辈，或可投机。” 萧氏族长接口，语气冷硬，“然我山东士族，世代簪缨，门生故吏遍天下，经学传承，天下所宗。彼等欲毁我根基，便是与天下读书人为敌！ 我等当联络天下州郡学官、书院山长、在野名儒，以‘卫道’、‘护礼’为名，发声讨之！ 朝中有崔尚书、韦侍郎等擎天玉·柱，地方有我等呼应，务使其政令不出洛阳！”
“不错！” 崔氏族长最后拍板，“即刻修书，联络关陇窦氏、长孙氏遗族（虽遭打压，余威尚在），河东裴氏、柳氏，甚至剑南、荆襄大族。此次非一地一族之事，乃天下士绅存亡之秋！ 当同气连枝，共抗暴政。朝廷若一意孤行，” 他眼中寒光一闪，“则天下州县，阳奉阴违可也，非暴力不合作可也，甚或……陈胜吴广之事，未必不可复现于今日！” 话语中隐隐的威胁，让祠堂内的空气为之一寒。山东士族，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政治影响力，试图扛起“道统”大旗，从意识形态和基层动员层面，发动更广泛、更根本的抵抗。
在关中， 那些以军功起家、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在武则天朝备受打压的旧日勋贵和门阀，如窦氏、独孤氏的部分家族，以及一些世代将门，也嗅到了机会。他们或许对“士绅”的文化身份不甚看重，但家族庞大的田产庄园是维持其军事潜力和地方影响力的根本。新政同样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与山东士族或有旧怨，与江南士绅更是格格不入，但在反对新政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通过军中旧部、地方豪强网络秘密串联，态度更为强硬，甚至开始暗中整备家兵部曲，囤积兵器，以备不测。他们的诉求更直接：要么朝廷收回成命，要么就准备面对地方上的“不稳”甚至武力对抗。
甚至，连一些本应是新政潜在支持者或中立者的群体，也因各种原因被卷入了反对浪潮。
一部分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并非特权士绅，但在地方豪强的裹挟和煽动下，也担心清丈会暴露他们的一些“瑕疵”（如少量隐瞒田亩），更恐惧“摊丁入亩”后税负不确定（尽管理论上可能减轻，但乡间流传的谣言将其描述为普遍加税）。在地方宗族势力、乡绅耆老的鼓动下，他们也被裹挟着站到了新政的对立面。
一些在野的宿儒、名士，出于对“礼法祖制”的维护，对“士”之特权被剥夺的愤慨，以及对武周政权合法性的潜在不满，也纷纷发声，或撰写文章，或公开讲学，抨击新政“败坏纲常”、“与民（实为与士）争利”、“有悖圣贤之道”。他们的言论，在士林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