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运输、仓储、票据、市舶（海外贸易）诸事之权责利，定纷止争，保护商贾合法经营，促进货殖流通，充盈国库，此乃永昌新政题中应有之义，亦为万民之福也！”
刘晏的话音刚落，馆内便如冷水滴入热油，瞬间炸开。
“荒诞！”徐文远第一个拍案而起，老先生气得胡须直抖，“士农工商，四民之序，自古而然。商者，通有无而已，贱业也！岂可专为之立法，使其与士农并列于律典？此乃本末倒置，败坏风俗！圣人之教，重义轻利。若专立商法，岂不是鼓动天下人弃本逐末，汲汲于锱铢之利？长此以往，人皆重利轻义，礼崩乐坏矣！”
另一位出身清河的学者崔沔也摇头反对：“刘员外郎只见商利，不见其害。商人重利轻别离，父子兄弟，计算锱铢。其性狡诈，其行投机。若以国法专为护佑，则彼等更无忌惮，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盘剥小民，甚至交通王侯，干预朝政！前汉晁错《论贵粟疏》有言：‘商贾大者积贮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此乃与民争利，动摇国本之蠹虫也，安可立法以滋其势？”
支持“重农抑商”传统观念的学者不在少数，他们引经据典，从《论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管子》的“务本去末”，将商业视为破坏自然经济、腐蚀淳朴民风的洪水猛兽，对专门立法保护商事活动，表现出极大的警惕和抵触。
但这一次，刘晏并非孤军奋战。一些较为务实、或出身庶族、对民间经济了解更深的官员和学者，开始站出来支持他。
刑部郎中裴谈从司法实务角度说道：“徐公、崔公所言固然有理，然则时移世易。如今市井繁荣，交易频仍，纠纷日多乃是不争事实。州县官吏审理此类案件，苦于无法可依，或循旧例，或凭心证，往往同案不同判，百姓怨声载道。若有明晰商法，则官吏有所遵循，商民有所预期，可省无数讼累，亦是安定地方、维护治安之要务。岂可因噎废食？”
一位曾在江淮转运使府任职的官员补充道：“下官在江淮时，亲见漕运、盐铁之利，实为朝廷命脉。然大宗贸易，动辄涉及巨万钱帛，若无明确契约、运输、风险承担之法规，一旦出事，往往酿成大乱。若有商法可依，则交易各方权责清晰，可促进大宗货殖，于国用实有大利。且今永昌新政，鼓励通商，若无法度保障，商贾必心存疑虑，裹足不前，新政成效，恐将大打折扣。”
李瑾一直凝神静听，此时缓缓开口：“诸公之议，皆有所本。重农固为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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