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成各州县学官、博士，在讲学之余，向生员、士子讲解新律大义，通过他们影响其家族、乡里。
“生员、士子，乃地方乡绅之基，亦为民智所系。他们通晓律义，于地方息讼、解纷乃至监督胥吏，皆有大用。”刘晏补充道。
其次，是“以案释法，寓教于判”。狄仁杰提出，可要求州县官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涉及新律条款（如新的契约纠纷、轻微的平等权利案件等）时，在判决文中，不仅要引述律条，更要用浅显的语言阐明判决所依据的法理、新律的精神。判决后，择其典型、有教育意义者，在衙前或市集公开宣读判决要旨，甚至可将一些典型案例汇编成册，下发州县参考。“让百姓在具体的案件中，看到新律是如何被使用的，其权利是如何被保护的，其义务又是如何被规定的。此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法。”
第三，则是更具创新性，也更有争议的“宣讲与教化”。李瑾提议，可仿效汉代“三老”教化乡民之制，结合唐代的乡里制度，尝试在州县之下，由官府组织或支持，进行有限度的法律宣讲。对象可以是各乡的“耆老”、“乡正”，或者寺观的僧道（他们往往有一定文化，且在民间有一定公信力），由州县法曹或指定的“明法”吏员，定期（如每季或每年）对其进行简单的法律知识培训，重点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律条，以及新律的主要变化。然后由这些“乡土法律明白人”回到乡间，用更俚俗的语言，向乡民进行宣讲、解释。同时，鼓励民间艺人，将一些法律故事、典型案例，编成变文、俗讲、曲子词等通俗文艺形式，在集市、节庆时演出，寓教于乐。
“此议恐有难度。”裴谈提醒，“乡里耆老，多依宗法旧规，对新律未必认同。僧道宣讲律法，是否合适？民间艺人若曲解律法，以讹传讹，又当如何？”
“故需引导与规范并行。”李瑾道，“宣讲内容，需由官府审定大纲。对配合的耆老、僧道，可给予少许褒奖（如减免部分赋役、赐予匾额）。对民间艺人的唱本，官府不宜直接干预，但可鼓励创作一些正面反映新律好处的故事。关键在于开头，只要有人开始讲，开始传，法的种子便能播撒下去。”
最后，也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是“纳入蒙学，肇始于童”。刘晏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在新编的蒙学读物（如新的《千字文》、《太公家教》增补本）中，适当加入最基础、最核心的法律道德观念，如“守法度，重契约；明尊卑，亦平等（有限度的）；戒斗讼，但亦知诉权”等，以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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