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巴格达的繁华、巴士拉港口的桅杆如林，以及他们家乡的“智慧宫”里，不同信仰的学者如何一起翻译古希腊的典籍。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技艺，还有关于那个庞大帝国内部运作的一鳞半爪。
更令人惊异的是，一支从海路抵达广州的“昆仑”商队中，有几名皮肤黝黑如漆、卷发厚唇的船员，他们自称来自“僧祇”（东非）以南一个叫“层拔”（桑给巴尔？）或“翁古贾”的岛屿，描述那里有巨大的象牙、珍奇的香料、会学人言的“五彩巨鸟”（鹦鹉），以及一种“高如屋宇、颈长似蛇”的“豹斑鹿”（长颈鹿的另一种描述）。他们的故事，经由市舶司官员的报告和商人的口耳相传，为唐人对非洲的认知，增添了虽然离奇却引人入胜的细节。
甚至，有胆大包天的岭南水手，在季风帮助下，冒险向南航行数月，声称到达了一片“终年炎热、巨木参天、林中毒瘴弥漫、有肤色棕红、鼻穿金环之土人”的陆地（可能是东南亚某岛屿或澳洲北缘？），带回了一些奇异的羽毛、巨大的贝壳和谁也叫不出名字的果实种子。虽然他们的描述真假难辨，但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南方未知世界的想象。
这些零散的、常常互相矛盾的见闻，通过官方报告、商人谈资、文人笔记、乃至说书人的演绎，在帝国社会中缓慢传播、发酵。它们拼凑出一个远比“四夷”“八荒”更为复杂、多元，也更为生动、有时甚至显得“野蛮”或“怪异”的外部世界。这个世界，有的文明昌盛可与大唐比肩（至少在唐人有限的认知中如此），有的则处于迥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唐人开始意识到，在“天下”之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人间”。
第三，是时间维度上的延伸与世界图景的动态化。
“异域文献馆”的学者们，不满足于只记录地理和物产。在翻译、整理外来文献（尤其是来自波斯、天竺、大食的史书、史诗、宗教典籍）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尝试梳理其他文明的“历史”。他们了解到，波斯曾有过辉煌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如今被大食取代；天竺有佛陀的时代、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如今列国分立；拂菻（罗马）的“古大秦”更是源远流长，如今国土日蹙。甚至从大食学者的零星记载中，隐约得知更西方还有“希腊”、“埃及”等古国，有过伟大的学者和建筑。
这些信息虽然支离破碎，却第一次向唐人揭示：其他文明也有其悠久的、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并非亘古不变的蛮夷状态。这动摇了“华夏文明唯一拥有历史”的潜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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