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后世儒生对“三代之治”的美化，其中有多少是理想化的构建？汉唐盛世之下，权力争斗的血腥与制度缺陷，是否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更重要的是，李瑾所描述的那种“虚君”而“实治归于公议”的朦胧蓝图，虽然惊世骇俗，但其背后对“长治久安”、“避免周期循环”的追求，不正与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最高理想，有着某种隐秘的、扭曲的共鸣吗？
这种隐秘的兴奋与思考，促使张柬之在一个雪后的下午，再次来到上阳宫求见李瑾。这一次，他借口呈递新整理的海外舆图与风物志。当书房中只剩下他们二人时，张柬之没有直接询问那些禁忌话题，而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提起了《贞观政要》中记载的太宗皇帝与魏征、房玄龄等人关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君臣共治”的讨论。
“殿下，”张柬之斟酌着词句，“太宗皇帝尝言，‘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又常令群臣直言进谏，设置政事堂，使宰相共议国是。此等举措，是否已有……稍分君权、共商国是之意？与古之‘明堂议政’、‘三公坐论’，似有相通之处？”
李瑾何等敏锐，立刻听出了张柬之的弦外之音。他深深看了张柬之一眼，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混合着求知与不安的炽热光芒。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宣纸，提笔蘸墨，缓缓写下八个字：
“始于毫末，成于渐积。”
然后，他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
“纲常为体，损益为用。”
写罢，他将两张纸推到张柬之面前，不发一言。
张柬之凝神细看，心中掀起波澜。前八个字，是鼓励，也是告诫——思想可以发端于微末，但要成就气候，需要漫长的、渐进的积累，不可操切。后八个字，则是策略，甚至是伪装——必须以现有的、不容置疑的“三纲五常”为根本框架和外壳，在具体的制度、方法（“用”）层面，进行谨慎的、逐步的调整和改良，或许能悄然注入一些新的东西。
这几乎是默认了张柬之的试探，并给出了回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却比任何直接的肯定都更能让张柬之心潮澎湃。他明白了，太上皇并未放弃那些思想，只是将其深埋，等待时机，并提示了可能的、安全的思考路径——在“强化谏诤”、“完善宰相合议”、“扩大廷议范围”等传统名目下，悄悄探讨权力的边界与制衡。
“臣……明白了。”张柬之收起那两张纸，小心翼翼地放入怀中，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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