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谈到秦汉三公九卿，又谈及本朝的三省六部制，认为“分权制衡，贵在名实相副，各有专司，互不统属又相互牵制，更需有超越各司之上的常典明法以为遵循，不因人而废，不因事而改”。虽然他的论述完全是在传统“明君贤臣”、“良法善治”框架内，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但其内核——“分权”、“制衡”、“常法至上”，却与李瑾思考的某些方面不谋而合。
李瑾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只是勉励了几句，赏赐了一些笔墨。但在王琨告退后，他独自在书房坐了许久。他从这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某种可能性——一种在不直接触动“君权天授”核心的前提下，从具体的官僚制度、法律体系入手，探讨权力运行规范与制衡的可能性。这或许，正是张柬之所领悟的“纲常为体，损益为用”的一条可行路径。思想的种子，未必一定要以最惊世骇俗的形式出现，或许可以披着“完善制度”、“遵循古制”的外衣，悄然萌发。
然而，种子是脆弱而危险的。 即便在最核心的小圈子里，它的生存环境也极为严酷。
狄仁杰在私下与刘仁轨的密谈中，曾严肃警告：“殿下所思，虽出自公心，然实为洪水猛兽。此等言论，一丝一毫都不可外泄。张柬之年轻气盛，易受蛊惑，需多加留意。至于太后……”他顿了顿，低声道，“太后圣明烛照，自有决断。然此事关乎国本，吾等身为臣子，当谨守本分，绝不可附议，更不可推波助澜。当今之务，仍在辅佐今上，安定朝野，巩固永昌之治。那些虚妄之谈，就当从未听过。”
刘仁轨深以为然，他甚至建议暗中加强对与李瑾、张柬之往来密切的某些“清流”官员的监视，以防不测。只是这个建议被狄仁杰以“不可惊扰太上皇，亦不可小题大做”为由劝阻。但两人都达成默契：绝不再参与任何相关讨论，并尽可能淡化、遗忘那日所闻。
而武媚娘那边，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她没有再与李瑾深谈此事，对张柬之也并无异样。但婉儿能感觉到，太后在处理某些涉及官员职权划分、司法独立（如大理寺复核权）、地方监察等具体政务时，似乎比以往更加注重“章程”、“法度”、“权限”这些词汇，裁断时也偶尔会多问一句“此例可有成法可循？”或“此权责划分，日后是否易生弊端？”。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变化，难以捕捉，更无法证实与那日的谈话有直接关联。但思想的种子，或许正是在这种对现行制度细节的、更审慎的审视与调整中，找到了极其细微的生存缝隙。
隆冬时节，大雪封路。李瑾的咳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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