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五十五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迟缓些。长安的柳絮已开始飘飞，澄心苑的玉兰也再度绽出几朵伶仃的白，但空气中仍残留着冬日未尽的寒意。武媚娘的身体，也如同这迟来的春意，显出几分力不从心的疲态。咳嗽旧疾在去岁寒冬加重，虽经太医精心调治，入春后缓和了许多，但精神总是不济，畏寒，容易困倦，再也不能像前两年那样，长时间伏案疾书，或是在庭院中长久散步了。
大多数时候，她只是裹着厚厚的裘毯，半倚在临窗的暖榻上，透过明瓦窗，望着庭院里草木由枯转荣，看日影在青砖地上缓缓移动。手中的书卷，常常是拿起片刻，又轻轻放下。思绪，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活跃，更悠远。她不再执着于回忆的细节，也不再焦虑于文稿的保存——那项浩大而隐秘的工程已经完成。如今盘桓在她心头的，是那些被藏匿起来、或被弟子们传播开来的思想，它们最终的命运将会如何？
她深知思想的力量。她自己便是操纵人心、驾驭思想的大师。当年，她以“建言十二事”收揽寒门之心，以佛经谶语为自己正名，以严刑酷法震慑异己，无不是对思想的精准运用。但李瑾留下的这些思想，与她所熟知的权谋之术迥然不同。它们不服务于任何具体的权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解构权力；它们不提供简单的答案，反而提出更多的问题；它们不迎合大众的喜好，甚至可能冒犯大多数人的常识。这样的思想，其力量更为潜在，也更为危险，如同深埋地下的种子，不知会孕育出什么，也不知何时会破土，破土后是长成嘉禾，还是蔓延成难以控制的荆棘。
然而，既已播下，便只能静待花开，无论花开何样。这是李瑾的选择，也成了她必须接受的命运。好在，从太平、僧一行、刘仁轨、上官婉儿等人偶尔带来的消息，以及她自己通过残余渠道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些“思想的种子”，正以各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悄然撒向不同的土壤。
种子落在庙堂之高。
朝堂之上，关于“新学”或“实学”的争论并未停息，但风向在悄然变化。皇帝李琮的态度，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权衡，变得更加务实。他虽不公开推崇，但也不再明确打压。尤其是在涉及具体政务时，他开始有意识地任用一些具有“实学”背景或倾向的官员。
这年开春，黄河中游某段堤防年久失修，春汛将至，地方告急，请求拨付巨款抢修。工部按旧例核算，提出一个庞大的预算，并要求征发大量民夫。朝议时，一位刚从地方调入户部、曾在刘仁轨手下办事的年轻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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