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主动请缨，或推荐人选，要为“二圣”撰写煌煌碑文，以垂不朽。但皇帝李显在咨询了狄仁杰、张柬之等几位核心老臣，并反复检视李瑾留下的、密封于铁匣中的寥寥数语“遗书”（实为更早留下的嘱托）后，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也令后世史家反复揣摩的决定：
依李瑾遗愿，亦是揣度武后（则天大圣皇帝）生前可能之意，墓碑不镌功德铭，不述生平事，仅以最简朴的格式，刻其姓名、谥号（追尊号）及生卒年月。
此议一出，朝堂哗然。许多大臣，尤其是那些推崇礼法、重视身后名的文臣，纷纷表示难以理解，甚至激烈反对。
“二圣功高盖世，德配天地，若不勒石记功，何以昭示后世？何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一位老臣在御前激动陈词。
“《礼记》有云：‘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今二圣于国于民，有再造之功，岂可无铭？”另一位博学鸿儒引经据典。
“纵是二圣谦冲自抑，陛下亦当从礼制，从人子、人臣之心，成全其哀荣！”更有甚者，将问题提到了孝道和臣道的高度。
反对的声音并非全无道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而碑铭正是“立功”得以昭彰后世的重要载体。如此简葬，近乎苛刻，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亏待了逝者，也令后世无从具体感知其伟业。
然而，支持皇帝决定的声音，同样坚定，且来自最具分量的几位老臣。
政事堂首席宰相狄仁杰，在又一次廷议中，颤巍巍地站起身（他因连日悲痛和操劳，已显得苍老了许多）。他没有直接反驳反对者，而是用缓慢而清晰的声音，讲述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关于李瑾的。“多年前，老夫曾与李公闲谈，论及古来碑铭。李公笑言：‘人死如灯灭，功过留与后人说。石头上刻再多字，风雨剥蚀，愚氓篡改，又有何用？真正的碑，不在山阿，而在人心，在史册，在百姓的日子里。’ 当时只道是戏言，如今思之，方知是李公本心。”
另一个是关于武则天的。“天后晚年，偶与老臣言及身后事，曾叹：‘朕这一生，毁誉由人。他日陵前，毋需冗词，但书‘武则天’三字足矣。’ 彼时天后精神尚健，此言或有不豫之意，然其性情，诸位难道不知？天后是何等骄傲之人，岂屑于借后人笔墨为自己添彩？”
狄仁杰最后环视众人，缓缓道：“二圣一生，行事但求俯仰无愧于心，何曾在意身后石上虚名？其功业，已铭刻在《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