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怀里掏出一块仅剩的、已经有些磨损的腰牌，随手扔在桌上：“我是谁，你可以问问建昌通判。但这罐子里的东西，你是拿不出去了。”
衙役拿起腰牌一看，吓得腿都软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苏……苏大人？下官……下官不知是您……”
苏轼摆摆手：“起来吧。谁让你来买的？”
衙役支支吾吾，不敢说。
“是刘押司让他来的。”角落里的老郎中突然开口了，眼中含着泪，“大人，这刘押司说是您的故交，为了给您接风，特意让人来收这药，但这药是老朽用来救山里人的命根子啊！”
“刘押司？”苏轼眯起了眼睛。
他在汴京并没有叫刘押司的朋友，在杭州也没听说过。看来，这只名为“监视”的触角，比他的马跑得还要快。
“我知道了。”苏轼从袖中摸出一串铜钱，放在桌上，“这药，我买了。你拿去救治百姓。至于这位衙差兄弟……”
苏轼看向那个瑟瑟发抖的衙役，“回去告诉刘押司，就说苏东坡这把老骨头，百毒不侵，这种‘神仙水’，还是留给他自己慢慢享用吧。”
衙役如蒙大赦，抱着瓷罐连滚带爬地跑了。
苏轼叹了口气，拿起药铺里还剩下的一把干柴胡，转身走入了雨中。
……
回到驿站，天色已黑。
苏轼用柴胡熬了一碗药汤，喂小坡喝了下去。或许是这建昌的草药虽然粗陋，却透着一股野性之力，到了半夜，小坡的烧竟然真的退了一些。
看着小坡平稳的睡脸，苏轼点亮一盏油灯，铺开纸笔。
他并没有写诗，也没有写文。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了那个一直藏在身上的秘密——那张从徐得力账本上临摹下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最后名单”。
名单上只有一个名字：梁惟简。
这个名字，像是一根刺，扎在他的心头。梁惟简是太后身边最受宠的内侍，也是当年在“乌台诗案”中，唯一敢于暗中给他送饭的人。苏轼一直视他为恩人。
但在杭州海船之战后，苏轼反复复盘那个账本的细节。那笔流向宫中内库的巨款，只有梁惟简有权限调动；而那份让蔡京“弃车保帅”的密旨，其传递的渠道，也只有梁惟简能够掌控。
如果连梁惟简都是黑手，那么这汴京城里，还有谁是清白的？如果连太后都被蒙在鼓里，那么这大宋的江山，岂不是悬在万丈深渊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