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议论声。
“根据现有资料，”负责人总结道，“该木匣传承有序，内容指向明代海防史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考虑到其密封状态已逾七十年，内部保存情况不明，是否开启、如何开启，需要审慎评估。”
杨副院长点点头，看向与会者：“请各位专家发表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社科院历史所的一位老研究员，姓刘，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著称。他扶了扶眼镜，语气平和：“从学术角度看，这份文献如果真能完整保存至今，无疑是珍贵的。但我们需要思考：开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证明‘明朝技术先进’？还是为了更全面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转折？如果是前者，我觉得价值有限；如果是后者，我支持。”
问题很尖锐，但留有余地。
第二位发言的是某高校的王教授，正是“刃”简报中提到的那位。他五十多岁，西装笔挺，发言时习惯性地微微昂头：“我同意刘老师的观点。历史研究要避免陷入‘优劣比较’的窠臼。明朝有明朝的问题，清朝有清朝的贡献。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将这段历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中，考察不同文明的互动与影响。我建议，如果开启研究，应该邀请国际学者参与，共同解读，这样成果才具有世界性。”
“国际合作当然好，”一位故宫的老修复师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但文物安全是第一位的。这木匣密封太久，内部环境可能极其脆弱。开匣本身就是**险操作，更别说让不熟悉中国文物保护规范的外国人来碰。”
王教授笑了笑：“技术问题可以解决。现在有非接触式扫描、无损检测等先进手段。关键是研究理念要开放。”
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微妙地分化。
接下来几位学者发言，有的支持，有的顾虑，有的提出技术性质疑。陈思源默默听着，记录着每个人的立场和措辞。
轮到他发言时，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这个年轻的、坐在末座的研究生。
陈思源站起来，深吸一口气，打开准备好的PPT。第一页不是文字，而是一张对比图：左侧是他手中的残页局部，右侧是大英图书馆扫描件局部，中间是笔迹分析软件的匹配结果，相似度高达92.7%。
“各位老师，我是陈思源。在讨论是否开启木匣之前，我想先汇报一个最新的发现。”他的声音有些紧，但努力保持平稳，“通过跨国文献比对，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故宫木匣中可能保存的文献，与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的部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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