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纯产品”学说和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明显带有中国重农思想的烙印，甚至其“农民乃一国财富之本”的论断，几乎直接呼应了中文典籍中的“农为邦本”。
然而，在后来欧洲主流经济思想史叙事中，魁奈的学说被更多地与古希腊罗马思想遗产以及启蒙运动自身的逻辑相联系，其鲜明的“中国渊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成了思想史上一个略带异国情调的脚注。
“这就是‘镜鉴’，”陈思源指着这条数据链，对身边的年轻研究员说，“他们曾经拿起我们的制度经验作为镜子，照见自身的弊病，并试图以此绘制改革的蓝图。这本身是知识交流的积极案例。但问题在于，当这面镜子用完后，在后世的叙事里，镜子本身的光芒被遮蔽了，只剩下照镜者自我塑造的‘创新’形象。”
“更讽刺的是，”林薇接口道，调出了另一组文献对比，“当魁奈等人在18世纪盛赞中国‘开明专制’和农业治理时，同时代及后来的不少西方思想家，却在构建另一套关于东方‘停滞’、‘专制’、‘缺乏自由’的刻板印象。同一源头的知识，被切割、筛选、诠释，服务于不同时期西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需要。需要榜样时，中国是镜鉴；需要衬托自身‘进步’时，中国就成了对立面。这种选择性利用和叙事塑造，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权力。”
控制室内一时寂静。屏幕上，更多的数据关联线被点亮，勾勒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欧洲启蒙运动对科举制度的兴趣与借鉴，对其“平等”色彩的赞扬，与后来对科举“僵化”的批评并存；中国园林艺术对英法“自然风景式园林”的深刻影响，与西方艺术史话语中将这种风格归功于“本土天才”和“古典复兴”的叙述形成反差。
“傲慢，往往源于遗忘，或选择性的记忆。”陈思源低声道，“当我们开始系统梳理这些被遗忘或边缘化的连接时，触动的不仅是学术定论，更是一种深植于西方现代性叙事中的自我认知结构。他们可以接受零星的知识‘输入’，但难以接受一个在漫长历史中曾作为系统性知识输出方、并深刻参与塑造其近代思想的文明图景。因为这要求彻底重构‘西方中心’的故事线。”
就在这时，警报灯轻微闪烁。网络安全主管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侦测到针对数据库核心服务器的第11次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来源经过多层跳转，初步分析工具特征与之前几次类似，防御系统已自动拦截。对方在尝试植入伪造数据包和逻辑炸弹。”
陈思源和林薇对视一眼，神色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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