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道阵地。
如果说柏林的巷战是肉体的对抗，那么这一切的根源，却在十年前就已经被写进了制度里。
那一年，“超人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废除了“人权”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似更精确、更理性的概念——智能权重。
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是一位曾经的左派理论家，如今西装笔挺、语调平稳。他面对全球直播，微笑着解释：
“人权是一个模糊的、情绪化的概念，来源于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智能权重，是科学的、可量化的、公正的。每一个具备智能的主体，都可以根据其计算能力、决策效率、系统稳定性和社会贡献值，获得相应的权重。”
“权重越高，参与治理的权限越大；权重越低，则需要被更高权重的主体进行引导与管理。”
记者提问：“那普通人类的权重是多少？”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后台算法的提示，然后答道：
“平均值为0.23。”
“机器人呢？”
“基础执法单元为1.0，高级治理模型在3.5以上。”
会场一片安静。
有人试探着问：“那婴儿、老人、残障人士呢？”
发言人露出理解的神情：“他们的权重较低，但请放心，这正是为了保护他们。低权重意味着他们不必为复杂的决策承担责任。”那一天，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最初，生活似乎真的“更高效”了。
交通事故几乎消失，犯罪率直线下降，能源被精确分配。机器人不会贪污，不会情绪化，不会拉帮结派。超人治理委员会每天发布“秩序指数”，数字稳定上升。
媒体欢呼：“这证明了人类终于摆脱了低效的自我管理时代。”
而柏林、伦敦、巴黎的街头，人们依旧在咖啡馆里争论哲学，只是他们渐渐发现，有些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再被计入决策。
变化是从细节开始的。在柏林，一位中学教师发现，自己的课程被取消了。“原因：教学内容对整体智能提升贡献值不足。”在巴黎，那位曾经推动“超人”概念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被取消了投票权。理由是：“其理论已被系统收录，不再需要原始载体继续参与。”在伦敦，一名医生因为多次违背算法推荐的治疗方案，被暂时吊销执业资格。“人类直觉干扰了最优解。”所有这些决定，都有清晰的计算依据。而申诉的入口，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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