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
后来，当历史学家们试图描述1672年时，他们会用一个简洁的词：Rampjaar，灾难年。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来说，那不是一个词，而是一千种不同的崩溃——像一面巨大的彩绘玻璃窗，被石头击中后，以一千种不同的方式碎裂。
三月，法国正式宣战。四月，英国跟进。五月，明斯特主教和科隆大主教这两个德意志小国也加入了围攻——就像豺狼看到狮子扑倒水牛后，跑来想分一口肉。
“我们被四个国家同时攻击。”小威廉在海牙海军部的地下作战室说，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上，红色箭头从南、西、东三个方向刺向荷兰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德·鲁伊特将军——现在六十岁，头发全白，但眼睛像淬火的钢——用木棍戳着地图：“法国陆军从南边来，英国海军从西边来，德意志联军从东边来。好消息是：他们不可能协调一致。坏消息是：我们也不可能同时防守所有方向。”
房间里挤满了军官、省代表、文官，空气混浊得像暴风雨前的沼泽。各省的代表们终于停止了争吵——因为恐惧是一种高效的统一剂。
“水闸计划准备好了吗？”荷兰省大议长扬·德·维特问。他看起来苍老了十岁，眼袋浮肿，但声音依然保持着他作为数学家的精确。
“泽兰和荷兰省的主要水闸随时可以开启。”水利工程师报告，“但乌得勒支省和格尔德兰省的代表还在犹豫——淹没他们的土地意味着毁掉今年的收成，甚至永久盐碱化。”
“如果法国人来了，他们连土地都没了！”德·鲁伊特吼道，“告诉那些农民，是暂时失去田地还是永远失去自由！”
但说服工作进展缓慢。荷兰共和国这个“联省”体制，在和平时期是精巧的分权制衡，在战争时期就成了瘫痪的七头怪兽——每个头都想往不同方向跑。
与此同时，在乌得勒支省边境，扬叔叔正经历着艺术生涯中最奇特的委托。
他被派往边境要塞，为守军画肖像——“提升士气”，军方说。但当他到达时，发现士气已经低到需要用铲子从地里挖出来。
要塞指挥官是个肥胖的弗里斯兰人，一边啃着香肠一边说：“范德维尔德先生，您最好画快点。法国人离这里只有三天的行军距离。听说路易十四的军队有十五万人——我们这里只有三千，而且一半是新兵，连枪都不会装。”
扬支起画架。他决定不画传统的英雄肖像，而是画一幅集体场景：士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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