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交易记录，比我们馆藏的档案还全。”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无奈。
旁边一个法国来的律师接过话，“我们这边的问题是，失窃记录是七十年代末的纸质档案，有一部分在九十年代整理时丢了。剩下那一部分，只有黑白照片和文字描述。
馆藏标记被专业手段清除了，清理得非常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画框换过，五金件也换过。从技术层面，没法证明这些藏品就是我们丢失的那些。”
“当年经手的人？”
“全都不在了。我们这边负责的主任，1995年退休，2010年去世。当年参与办案的警察，能找到的都联系了，活着的只有两个，一个脑梗瘫痪，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
“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
法国律师翻了翻手里的文件，“档案照片。我们有失窃前的存档照片。从风格、构图、签名来看，展厅里那幅画跟档案照片高度一致。”
“高度一致，不是完全一致。法律上不够。”
会议室里没人再说话。
半山别墅。
何雨柱接到了何念的电话。
“爸。那帮人发函了。”
“他们准备走国际诉讼？”
“对。周律师说，他们可能自己也知道赢不了，但面子上过不去，必须要把程序走一遍。”
何雨柱嗯了一声，“让他们走。程序走完了，他们就死心了。”
“爸，那如果他们真的起诉呢？”
“起诉就应诉。周律师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周律师说，就算打到国际仲裁，我们这边胜算在九成以上。”
何雨柱把茶杯搁下，“那不就结了，等着呗。我们又不心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