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二年的春天来得迟，也来得怯。
北京东城区的一条无名胡同里，天色在凌晨五点半天明时分，依旧呈现出一种病态的、介于靛蓝与铅灰之间的浑浊。这不是那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晨曦，倒像是一块用了多年的、洗得发白的灰蓝棉布，懒洋洋地搭在屋顶上，遮住了天空原本该有的清亮。
袁茂峰站在胡同口，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煤渣、隔夜泔水和老墙皮散发出的陈年尘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味道并不好闻，但对于一个刚辞去年薪优渥的高校教职、准备投身于“中华美育”这一宏大愿景的年轻人来说，这却是一种真实得近乎残酷的“人间烟火”。他今年二十八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是那双常被师友评价为“清澈、笃定”的眼睛。此刻，这双眼睛正越过一排排灰砖墙，落在前方大约五十米处，那扇紧闭的卷帘门上。
那是他的新阵地，他的起点，也是他未来所有荣光或耻辱的发源地。
胡同很窄，仅容一辆小型机动车勉强通过。两侧是高墙，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头灰黑色的砖体，像是老年人身上裸露的骨头。墙根下堆着蜂窝煤渣、废旧自行车和各类杂物，将本就狭窄的空间挤压得更加逼仄。偶尔有一两只早起的野猫，拖着长长的尾巴，悄无声息地从墙头跃下，消失在杂物堆后，只留下一双绿色的眼睛在暗处闪烁了一下，旋即隐没。
袁茂峰整理了一下深灰色的夹克领口，掸了掸肩上的灰尘——那是刚才靠在墙边等待时沾上的。他迈步向前，皮鞋踩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这声音在死寂的胡同里显得格外突兀，惊起了一阵细微的、仿佛来自地底的回响。
走到那扇卷帘门前，他停下了脚步。
卷帘门是那种老式的、铁皮冲压成的银灰色门板，如今早已氧化发黑，上面布满了雨渍、划痕和一层厚厚的油泥。门板上用红漆歪歪扭扭地写着“拆”字，但那字迹也已模糊，显然这房子在拆迁名单上躺了不少时日，却始终未被动迁。门左边挂着一块小小的、同样锈迹斑斑的铁皮牌子，上面依稀可辨“便民理发”四个字，字迹被岁月侵蚀得几乎无法辨认，就像这间屋子曾经承载的、关于剃刀与肥皂泡的记忆，早已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
门右边，才是袁茂峰此行的真正目标——那把锁。
一把老式的、挂锁。
袁茂峰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他的目光落在那把锁上，久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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