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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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