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风向，一会新党占上风，一会旧党占上风，沈括这种政治智商低下的人，投机起来，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他若是紧紧跟随新党脚步，不变节的话，未必不能继续保持官位，但他的政治智商就是这么低。
大宋的的士大夫还是很看重个人操守品德的，很多政治理念不同、在朝廷上做斗争的文官，却在私下里很多时候依旧对互相尊重，互相结交。
一个士大夫的品德厚重，在很多时候，无论自己一派，还是敌对一派，都会非常敬重。但是一旦品德被人质疑，这个人便在大宋士大夫群体中很难立足了，无论己方一派还是对方一派，都不愿意接纳。
显然，沈括的做法，被新旧两派的士大夫都会被唾弃。
而沈括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污点，其实跟他的前一个污点还是很有关的。
因为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拙劣表现，沈括被新旧两党都不愿接纳。
后来王安石重新任宰相，而这以后新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沈括又再次想回归新党。
沈括为了重新投入新党的怀抱，又做了一件更加不光彩的事情，那就是卖友。从而导致了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这也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开端。
沈括和苏轼是前后脚入馆的，在崇文院共事多年。那时也算是英雄携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后来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他们还是着保持不错的友谊。
苏轼虽然不怎么支持变法，但和许多新党中的人物都保持着不错的友谊。其实他严格来说，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而是中间派。他的政治主张暨不像旧党那样反对改革，也不像新党那样主张激烈的改革，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妥协，逐步的开展改革。
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皇帝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这人文人气重，非常恋旧。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口称是只谈友谊，不谈政治。
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拜读”，学习学习。苏轼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哪里想到其中有诈，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沈括当天晚上就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通，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用附笺的方式，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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