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支付的，是几近枯竭的金银储备和近乎掠夺性的初级产品出口：生丝、铜、硫磺以及--在魏商“契约劳工”制度诱惑下--大量被以“海外拓殖”名义输送出去的倭国青壮劳力。《长崎海关志（龙兴十年）》触目惊心地记载：当年倭国出口生丝四万担，铜锭三十万斤，而输入清单中，“特许魏商”提供的“维新机器”及配件、军火原料占比高达七成，价格则由魏商行会“协商”定价。这种畸形的贸易剪刀差，如同巨大的抽水机，将维新积累的微薄财富源源不断抽回魏国。源本义试图建立国家专卖制度（如盐、铁）以对抗，却因魏国凭借《神户补充协定》获得的“最惠国待遇”及治外法权而处处碰壁，魏商总能通过买办网络和武力威慑轻易绕过。
其二，社会结构的撕裂与透支。强制性的“兵转工”和“海外拓殖”政策，彻底动摇了武士阶层的根基与社会稳定。大量失去主家、被迫进入工坊或远赴博安洲、南洋“垦荒”的下级武士，在恶劣环境和低微收入中积聚着对幕府的怨恨。而工坊内，为了追求效率以换取外汇，工人的境遇比之高丽丝织女工更为残酷。《堺港工场见闻录》描述：“工者昼夜轮替，机杼之声不绝，监工鞭影如蛇，稍有怠惰即克扣口粮。女工十指溃烂，男工咳血于粉尘，活过五载者十不存三。”农村则因青壮流失和重税（用于支持维新）而凋敝，饥荒频仍。源本义梦想的“一块肉”，对绝大多数挣扎求存的倭国平民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社会矛盾在“维新”的光鲜外表下持续发酵。
其三，魏国不容挑战的霸权意志。源本义的一切努力，其终极目标在于摆脱乃至挑战魏国。这从根本上触动了魏国“龙兴盛世”下不容置疑的东亚秩序。当倭国仿制的炮舰开始出现在琉球海域，当倭国“遣魏使”试图绕过官方渠道接触魏国蒸汽机核心技师时，魏国朝廷的耐心耗尽了。在魏国看来，倭国的“维新”已非依附性的学习，而是危险的“僭越”与“不臣”。龙兴十五年，魏国以“倭国工坊非法仿制帝国专利火器”、“倭国浪人袭扰帝国博安洲殖民点”及“倭国幕府拖欠特许贸易款项”等“十宗罪”为由，向源本义发出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要求幕府彻底解散新式海军、开放全境通商、接受魏国财政监理官入驻京都。
源本义拒绝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豪赌。他寄希望于二十余年积累的新式军队和本土作战的优势，能重演当年魏国挫败北方强敌的奇迹，至少能迫使魏国回到谈判桌，承认倭国一定的自主地位。龙兴十七年春，魏国远征舰队司令、晋王顾准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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