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却可以论定，“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
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现在，这个茧壳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一九九五年为纪念李济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八天，以示纪念。这为后话。
西阴村的考古发掘，是在内忧外患年代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严谨的学术色彩；而李济的考古报告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金石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用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的道路。西阴村发掘成为田野发掘研究工作的一座里程碑，并使李济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由李济创造的“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一直被考古学界沿用。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第一次殷墟发掘。
第一次殷墟发掘结束，撤出小屯时，有高度责任心的董作宾，很担心发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的盗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阳县政府，说明暂停发掘，请注意保护，严禁私人挖掘。又通过村长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卖给文物贩子，可通知安阳中学、彰德高中校长代为收购。
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董作宾等人带着第一次发掘的收获，兴冲冲地返回开封，与拟上任的考古组主任李济会合。、
没想到，李济虽然也对大量出土甲骨文表示惊喜，同时却非常不客气地批评了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挖掘方式。
李济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绪乱，一无记载。”
傅斯年对第一次试挖的过程和结果也不是完全满意，李济后来回忆，傅斯年说：“我等此次工作的目的，求文字（甲骨文）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
只是寒冬已至，第一次试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只能就此终止，静待冬去春来再进行第二次发掘。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只能把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做学费。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目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结束了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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