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
文章写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大学不仅是知识、学术的中心，还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给全社会提供示范的。
大学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大学校长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职务，一般要选择有学术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这个角色要有所承担，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做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随波逐流，唯唯诺诺。
简单地说，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基本的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的核心价值——不断地说出真话。
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要求，而只是一条底线。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一个大学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信赖？
然而今天的大学，底线早已模糊。
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机下，大学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精神道德水准正日渐下滑；大学在物质化方面的数字越来越大，大学的精神气度、追求反而越来越小。在公众的眼里，昔日笼罩在大学头上的光环已渐渐黯淡，来自大学校园的腐败丑闻，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即便是底线，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守住的。因此，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底线行为，看上去也成了高标的要求，乃至成了英雄般的行为。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上，大学校长保持知识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实于大学的核心价值，对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说“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先例。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屡次以辞职等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说“不”。1923年1月那次辞职，他曾在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宣言中引用《易传》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看来，退并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气象学家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时，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他开除左派学生，他总是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
植物学家胡先骕抗战期间在江西做中正大学校长，可以不执行蒋介石的“手谕”，敢于拒绝蒋经国迁校的要求。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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