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错落，墨色从润到枯自然过渡，章法疏可走马，体现“淡”美极致。
《倪宽赞卷》小楷精品，取法褚遂良而更显空灵，字距宽绰如“星汉稀疏”，笔尖触纸轻盈似不着力，却内含筋骨。
《昼锦堂图并书记》书画合璧之作，青绿山水配以行书《昼锦堂记》，书法与画中山石皴法同构，实践“书画同源”理论。
“正统”与“柔媚”之辩：
清代康熙、乾隆帝极力推崇，其书风成为馆阁体渊源。
康有为却批评“董书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
近代吴湖帆赞其“墨法之妙，三百年无此君”。
傅山则痛斥“巧媚轻滑，如婢作夫人”。
董其昌代笔现象严重，学生吴易、赵左常代书，致传世作品良莠不齐。如《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被考定为晚年亲笔，而某些款识“玄宰”的条幅多系伪托。
20世纪西方学者（如高居翰）将其视为“东方现代性”的先驱，认为其“形式自律”探索与塞尚有精神共鸣。
“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等承其南宗理论，将文人画推向新高峰。
其书风随黄檗宗传入日本，影响江户时代“唐样书法”，池大雅、良宽等皆受启发。
水墨实验艺术家徐冰，从其“临古观”中汲取解构传统的灵感。
1636崇祯九年，董其昌在松江寓所辞世，享年八十二岁。这一年皇太极已经在沈阳称帝建立清朝，满洲入侵明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朝内忧外患。
董其昌的艺术人生，是晚明文人精神的双面镜——一面映照出“超然物外”的禅意理想；另一面折射出世族权力的阴影。
他的笔墨在淡雅中藏着机锋，在摹古里写着叛逆，恰似一池春水，表面平静无波，深处暗流涌动。
四百年过去，那些关于“正统”与“变革”、“人格”与“艺格”的争论，依然在他的字里行间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