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是属于日本人的。
当然，这些把明哲保身视为GHQ治下生存法则的商人们还无法把怒火发泄到GHQ头上，而且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是几年，又或许是十几年——都必须与GHQ合作才能勉强维持日本摇摇欲坠的秩序。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了为GHQ提供大量资金的日本企业家急需用买到手的工具回收成本，GHQ也通过持续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这些依然可靠的合作者提供了些许便利，代价则是平民的生活成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飙升，东京市区内几乎每天都有市民因从商店盗窃食品而被警察逮捕。这些被捕的平民很快就被送往位于重建工作前线的建筑工地用劳动偿还债务，以弥补其盗窃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东京市民而言，GHQ放松经济管控前后的生活似乎没什么区别。几年以前，不愿无偿为全体日本人经常接种疫苗的GHQ选择用征收重税的方式帮助其盟友源质基因公司平衡研发和生产疫苗的成本，以至于有些东京市民宁可完全以领取UN救济物资为生也不愿外出工作。局面似乎在GHQ主动提出为日本人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旨在控制钢皮病疫情蔓延的各项医疗服务后有了转机，但过去东京市民因有偿接种疫苗而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在经历了短暂的下跌后，很快便由于GHQ撤销了许多经济管制措施而回升到了原先的水平。更要命的是，现在他们也没法去找自称处境艰难的GHQ领取UN救济物资了。
至于GHQ是否仍以原先的理由从外界接收UN和其他国际组织、国家乃至个人捐助的救济物资，则是被困在列岛上的日本平民无从知晓的。
直到有日本籍GHQ工作人员和警察因盗窃食品而被抓，GHQ高层才意识到他们用来讨好日本企业家的那些手段或许对日本平民而言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正当他们为如何应对迟早要爆发的汹汹民意而头疼时，代理民政局长一职已有三年的格里菲斯上校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能够加强日本人与GHQ合作的新举措：为忠诚又勤奋的合作者承担一切基本生活支出，既能说服合作者心无旁骛地工作，又能借此吸引更多日本人效力于GHQ。
“其中，最早与本局开展合作的机构，是天王洲大学。我们之间的合作已经维持了两年多，最早是在防疫工作和另一些没有明确界定范畴但与防疫工作有关的事务上，后来则逐步拓展到了本局负责的各领域。”放在两年多以前，麦克尼尔邀请大学生兼职为社会课工作一事肯定会被GHQ高层当成蓄意泄密甚至通敌的典型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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