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子仲可为大司农！”
这是国渊看过之后给出的评价，荀攸闻言颇为赞同。
毕竟大司农的职权就是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
糜竺出生商贾世家，如桑弘羊一般，本就擅长经济之道。
如今请设“常平仓”“义仓”的建议一出，说明其对农事也颇为了解。
若是让他来做大司农，三公肩上的担子都要轻松许多。
而对于两人的评价，魏哲也是深以为然。
专业的事情就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就算不专业也至少要足够了解。
让一个不懂经济的人出任大司农这种掌控国家财计的职位那才是灾难。
不过现在谈这些还为之尚早，眼下魏哲更关心现实问题。
“如何？此策可行否？”
国渊闻言微微颔首：
“大体尚可，但细节还需再琢磨琢磨。”
荀攸随即也是沉声道：
“常平仓虽有例可循，但往日措施亦不乏弊端，不可完全照搬前朝故事。”
“况且义仓之事新设，具体该如何运转更应该谨慎行事。”
譬如糜竺将巨商富贾的税赋定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税一、十税一、十五税一、二十税一、二十五税一，按等级不同向富商收谷入义仓，以备荒年。这个方案看似很理想，可有过治理经验的官员都明白有多难。
“义仓”政策的执行难度如果太大，那么普及必然不会成功。
说到这里荀攸忍不住感慨道：
“若非糜子仲想到了借鉴‘算缗令’之法，义仓之策再好也不过是空中楼阁，绝无一点施行的可能，甚至不免沦为恶政。”
闻听此言，国渊深以为然。
治理地方这么多年，他太知道政策与执行的区别有多大了。
有时候纵然朝廷的想法是好的，但是落实下去往往却成为了恶政。
究其根本，其实就是没有政策基础，很难执行到位。
就说义仓最基本的征收问题，商贾们肯定是不情愿的。
算缗令本是前汉武帝时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但为什么没有延续呢？
根本还在于商贾本性贪利，绝大部分商贾都会隐瞒收入。
故此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在算缗令的基础上又延伸出告缗令。
即鼓励告发算缗不实者，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