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打补丁完善这一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始终无法完善，总是会闹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这一次，是袁树首先进攻。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有嫡立嫡，若王后无嫡，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
左传的意思其实和后来历朝历代通行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相似，不过提出了更多的补丁。
比如如果没有嫡子，那么庶子中年龄如果相近，就看谁的品德好，要是连品德都差不多，那么就要请出最后的方法——占卜。
总而言之，君主不能因为私下里的偏爱而立嗣君，在立嗣君的这件事情上，众望才是最根本的。
这是大家都认可的规则。
而杨彪显然对这一看法很是不满。
“左传言之凿凿，然君主若贤，群臣百姓心悦从之，王意便是民意，如何能使王不立爱也？”
杨彪就是从一个相对现实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立嗣君的事情上，君主往往有很大的自主权，虽然会受到群臣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究竟有没有用，还要分时候。
如果是很有能力、威望的君王，那么群臣习惯听从他的号令，不会与他作对，又如何能阻拦他立自己喜爱的儿子为嗣君呢？
说白了，今文学派在限制君权这方面是有传统的，自春秋战国至秦汉，君主的权力其实在不断地增强，而且这种增强更多来自制度层面。
这就很可怕了。
一旦形成制度，就意味着皇帝可以理所当然的掌握重大权力，很多事情上都可以乾纲独断，而不需要听从臣属的建议，臣属只能成为应声虫，而无法和古代贤臣那样成为重要辅佐。
今文学派意识到了这种趋势，所以才在西汉后期提出了天囚理论，试图限制皇帝的权力，然后被皇帝一刀剁掉了命根子，就此失去了进取意志。
虽然整个学派是日渐衰颓，但是杨彪作为这个体系当中顶层的存在，还是持有基本上的对君权进行限制、不能让君主为所欲为的态度。
所以他认为古文学派秉持的这一系列看法过于理想，没有考虑到实际问题。
这一问题的最大变数就是来自于皇帝，而非品德、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