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大捷的狂欢余温尚未散尽，长安城内的政治空气却已悄然转变。初冬的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苍白地照在朱红的宫墙和碧绿的琉璃瓦上，少了几分暖意，多了几分清冷彻骨。
战争的硝烟已然散去，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于如何瓜分胜利果实，争夺高昌故地未来话语权的暗流，开始在看似平静的朝堂之下汹涌澎湃。
两仪殿内，关于如何处置高昌故地的争论，已然取代了之前的战事讨论，成为了新的焦点。薛万彻等前方将领的封赏虽有定论，但新设的安西都护府由谁主政，驻军规模几何，赋税征收定何额度，以及对高昌旧贵族是采取雷霆手段剿灭还是怀柔策略安抚等具体事宜，都成了各方势力激烈角力的战场。利益之大，牵扯之广，使得每一次廷议都暗藏机锋，火药味十足。
李承乾作为此战后勤统筹，稳定后方的首功之臣，自然深度参与其中。他依据战前与赵牧反复讨论的思路，提出了一套以“稳”为主，注重长期治理与民生恢复的方案：设置都护府但初期不宜过度驻军以免激起民变。赋税务必从轻，与民休养生息。大胆启用愿意真心归附的高昌旧臣和地方头人，实行温和的“羁縻”之策。这套方案着眼于帝国的长远利益和西域的持久稳定，却不可避免地触动了那些希望快速攫取财富，或坚持主张强力镇压以彰显天威的朝臣的神经。
就在这微妙的时刻，以于志宁，张亮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官员，开始悄然发声。他们不敢直接否定太子的功劳，便采取了更为迂回和隐晦的策略。
先是有人上奏，看似忧国忧民，奏称“高昌新附，民心未定，当以圣朝王化徐徐图之，然亦不可过于宽纵，恐失大唐威仪，滋长宵小侥幸之心”，言语之间，暗指李承乾的方案过于怀柔软弱，可能埋下隐患。接着，又有奏折将矛头隐隐指向李承乾近年来所倚重的“新法”务实之风，含沙射影地批评“近日朝野渐有重商贾之利，奇技淫巧而轻圣人经义，治国根本之倾向，此风不可长”，甚至将天上人间带动起来的商业活力与繁荣景象，暗中污名化为“奢靡之风盛行，有损淳朴世道，背离重农抑商之祖训”。
这些言论虽未直接点名东宫，但其指向性在明眼人看来可谓昭然若揭。他们试图将李承乾塑造成为一个偏离儒家正道，过于急功近利的储君形象，从而悄然动摇其根基，为自己一方在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中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和实际好处。
风声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天上人间。这日午后，赵牧难得没有待在清静的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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