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一木抽出手，怜惜揉了揉她的头发，笑着说，“你这点钱可不够我用哦。”
“那你要多少？”林秋急切地说，“等我去市里工作了，挣了钱都给你。”
杨一木不禁失笑，都说女人一对上心上人会变傻，可这姑娘的父亲是出了名的林大盘算，怎么女儿就这么实心眼呢？
杨一木哈哈一笑，“傻丫头，跟你开玩笑呢，我哪里用得着你的钱，我可比你想象中的有钱多了。这辈子估计都不会差钱了，我每月拿工资的。”
林秋犹自不相信，“骗人。”
杨一木没有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转而问道，“你攒这些钱干嘛用呢？自己也不舍得花。”
林秋眼里闪着光，“我听那男人说，上海人最馋大螃蟹了。咱们这儿水渠里、稻田里，螃蟹多得是，随便抓。我就想着，要是以后真跟他去了上海，这钱就能当本钱，倒腾些过去卖。”
这话倒让杨一木想起后世流传甚广的那张老照片——一个衣衫破旧的上海男孩坐在破旧的木桌前，面前堆满红彤彤的大闸蟹。照片上配着一段让人抓狂的文字：1945年上海贫困家庭靠吃阳澄湖大闸蟹度日。
这张是由美国摄影师沃特·阿鲁法特当时在上海街头抓拍的，原始图其实只有简简单单的Eating Crab两个单词。
杨一木前世做水产生意时，特意查证过这段典故。至于上海穷人是否真靠大闸蟹果腹？吃大闸蟹能不能扛饱？要自己去意会了。
但可以确定的是，七十年代的姜苏地区，大闸蟹确实不值钱，老百姓买鱼时常会随手搭送几只螃蟹。
富平这一带更是如此，许多人对螃蟹避之唯恐不及——直接导致螃蟹泛滥成灾，在稻田、田埂打洞，以至于水田失水，农民们不得不把螃蟹抓出来，碾碎了喂猪。
直到七十年代末，一位爱吃螃蟹的上海人偶然发现了姜苏人竟把螃蟹当害虫处理，就开着卡车来姜苏收螃蟹，价格也不贵，六角九一斤，这在当时和上海的猪肉、鸡蛋一个价。
这个发现，彻底改变了大闸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