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师范派老师来劝解他，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他心情沉重，我也心情沉重，知青已经在大批地回上海了，但是，依然有许多被掉在了“坑”里，回家之路艰难而没有方向，我们都是属于难以自拔的一族！
我告诉他我受伤的事，他们班的毕业分配事宜都交给邢大隆老师办了。不曾想，这个插曲，后来会演变出来了一个糟糕的尾巴。
我们家为了省钱，也为了蔡家的经济拮据，我与小弟弟一起办婚宴的。那是1980年的元旦。
小弟媳的嫁妆用小型面包车装来的，她的许许多多让人耀花了眼睛的东西，吸引了好多邻居来观望。我的嫁妆是蔡与我一起，装在黄鱼车上拉去新房的。妈妈只是给了我一包长生果与红枣，要我到处放满，不要有空罐子。
我把这次回来，才最后完成的毛衣给了蔡，他二话不说就套上，这件“温暖牌”也就成了他新郎官的服装了。我的新婚服装是妈妈给我挑选的老式的骆驼毛的棉袄。
在婚宴上，我小弟弟西装笔挺，英俊潇洒，我小弟媳绫罗绸缎，珠光宝气，来宾全被他们吸引过去，早忘了还有我们一对新人。
我舅舅记起来了，他突然大声地提请大家注意，说：“建华也是新娘子，但是，她是一个党员式的新娘子，简朴是美德。”
我灿烂地笑了，舅舅的话为那时候还在刻苦寻路，囊中羞涩的知青，盖上了最精彩的一块“遮羞布”。但是，后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发现，这块“遮羞布”变了性质了，我真想告诉大家，我们那个年代多么珍惜这块“布”呀！
我的爸妈在完成了这些事后，从还剩下的钱里面，特地拿出来了八百元，偷偷给了我。因为蔡买了一架两百元的播放机后，窗帘也买不起了。我用纸贴在玻璃上。妈妈差点儿眼泪掉下来，说：“我的女儿，我要一样对待。”
我来到了蔡家生活。
我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走进他家的。即便进了的是“寒门”，可还得低人三分。等蔡的婚假结束、他去上班后，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出来了，“外地人”意味着什么？
他的父母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也是为了儿子，让出了房间，自此他一家五口人，都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了。
他们当着蔡的面，对我客客气气，可只要蔡不在，他们就都翻脸了，对我爱理不理，哪怕吃饭吃东西也不来叫我，我成了这个家的“透明人”了。
那时候，我的手正在长神经，哪怕对着皮肤吹一口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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