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加上人群密集致使传染病高发，以至于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可人口的总数，依旧是迎来了“爆发”。
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农田，而更多的农田意味着人口更加聚集。
人口的增加速度必然超过农田的增加速度，从长期来看，无一例外农耕时代的人类生活质量，体现为一个稳步下滑。
在资本农业兴起之前，所有的农业技术改革，都推动了人口爆发，以及生活质量下滑这么两件事。
人就是这样，当他们通过辛苦工作得到更多粮食的时候，并不会让他们更加富足，而是将要面对更多、更多的孩子……
然而这是能够改变、能够逆转的事吗？
当一个部族、选择了农耕，人口开始暴涨的时候，那么其他的部族只有选择加入或者迁徙。
游牧与农耕的局部竞争中，其实向来赢多输少，毕竟马带去了额外的优势，然而生活空间却在不断被挤压。
游牧生活，本身就是农业革命中，畜牧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将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任何来到农耕区的游牧民，都成为了农民。
而农耕区也永远在向草原、荒漠、原先被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延伸，只有土地荒漠化才能遏制……
最终，旧的生活注定被终结。
这就是历史大势，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大势。
赢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族群，输的却是其间的具体个人。
阿尔斯兰自然是没有想的那么多，对于他来说，其实很简单。
在罗姆苏丹国，突厥部族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通常来说是享有各种特权，减免大量税收的。
毕竟，如果没有部族的支持，罗姆苏丹根本无法对抗这片土地上的希腊人。
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证明在1095年的曼奇科特战役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发生成分上的巨变。
直到后世土耳其进行基因测序的时候，也愈发证明大量所谓的土耳其人，其祖上都是希腊血统。
可一旦部族拥有农田，那么他们就需要缴纳田税，在这个问题上突厥人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是一致的。
而农田的扩张，又必然限制部落民全民参与军事的行动力。
到那时，就如阿尔斯兰早先说过的：“不再是他们有能力劫掠别人，而是他们将要被劫掠。”
收税一词，在阿尔斯兰看来，同劫掠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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