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听见他们的哀号，主动采取行动的神。
这揭示了一个“历史中介入”的上帝，体现信仰的行动性与道德性。
就连摩西也是先知式的革命领导者，这无关历史的真相，而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如此宣传、如此包装。
摩西质问不义，推动改变，站在穷人和被压迫者一边。
在这种叙事下，埃及成了压迫体制的象征，是一种制度性的罪恶与不义，它将人变作工具。
因此“出埃及”不是单纯逃离一国，而是对不义的控诉。
至于为何不在埃及本地去抗议，“教堂”其实也有解释。
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狭小环境下，留在这里的人，暴露在整体意义上的官僚权力之下被异化了，成为了体制下的顺民。
不再有休戚与共的认知，也没有了勇敢与信任。
因此，想要改变就不能留在这里。
当然，出埃及是为了回埃及，对逃离不义是为了积累力量以对抗不义。
如今，时机成熟，也该是“出迦南，回埃及”了。
这些宣传，无疑是给耶路撒冷的军事行动塑造神学上的正义性。
纳赛尔其实并不是非常认同，可在经历了这些事后，他又发现自己无法否决“教堂”的说法。
特别是当第二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