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却重如千斤的费用预估单，最终成了压垮南乔最后一根稻草的现实砝码。亲戚们“现实点”的劝告，医生关于“生活质量”的客观分析，以及母亲在化疗间隙痛苦清醒时，反复念叨的“回家、太贵、别治了”，像无数细密的绳索，勒得南乔喘不过气，也勒断了他最后一丝坚持。他做出了那个让内心撕裂、却看似“理智”的决定放弃医院天价的放化疗，带母亲回家，进行姑息治疗。
回家的路，是另一种沉默的迁徙。母亲躺在面包车后座，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意识半昏半醒。苏予锦坐在一旁，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医生开的止痛药和简单的护理说明。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如同他们正在逃离那座冰冷的医疗堡垒，却驶向另一片被病痛阴影笼罩的、熟悉的土地。
家，因为病人的归来而被重新定义。空气里开始常年弥漫着苦涩的中药味。令人稍感慰藉的是，母亲的情况确实如医生所说，在停止激进治疗后，身体遭受的折磨性副作用减轻了。大多数时候，她能够自己慢慢起身去厕所，能用颤抖的手自己端起碗喝点粥，白天偶尔还能在苏予锦的搀扶下，在狭窄的客厅里走几步，晒晒太阳。这“生活还能自理”的表象，像一层薄薄的糖衣，包裹着内里日益腐朽的真实。
苏予锦辞去了工作。这个决定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必然。她成了这个家里24小时待命的“守护者”。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熬药，一日三餐变着法儿做尽量软烂、有营养的食物，督促母亲按时吃药，清洗换下的衣物，打扫被病气笼罩的房间。母亲虽能自理基本起居，但动作缓慢，时常打翻东西，精神不济时更需要人寸步不离地看顾。苏予锦像个无声的陀螺，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在灶台、病榻、水池之间旋转，迅速消瘦下去，脸上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只剩下一种被过度消耗后的苍白和麻木。
每月五号，如同设定好的程序，南乔的手机总会震动两下。南芳的300元，有时附言“给妈买点水果”；南玉的1300元，永远沉默，像一笔了无痕迹的债务清偿。这每月合计600的“支援”，成了这个家庭里一个荒诞而刺痛的存在。南乔看着那冰冷的数字，想起母亲病榻前那句“玉……别难……钱”，想起姐姐们急于撇清干系的嘴脸，只觉得一股恶气堵在胸口。他从未动用过这些钱，任由它们在数字账户里孤零零地躺着，仿佛那是某种需要隔离的、带着耻辱印记的施舍。
然而，母亲的药不能停。每天输止痛药、安神中药、必须的营养补充剂、日益增加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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